趙昺‘摘指’完朱熹，好像還不過癮，接著說道：“朱文公在被彈劾之後，他並沒有進行堅決的駁斥，而是上書認罪，這其中有人說是為了保存有用之身，得以完成其著作；也有人說定有其事，否則為何認罪；還有人說完全是汙蔑之言，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認罪。但吾以為不論真假，其一旦認罪便坐實其過，即讓皇帝失去了庇護其的理由，喪失了實現理想的機會，也讓門人子弟受到了牽連，實是不智之舉。”
“唉，這也許就是命數！”王應麟能說什麼，隻能歎口氣道。
“陸象山也是這個毛病，吾對他們敢於直言上諫的勇氣，亦是十分欽佩，但同樣是不知為官之道。”趙昺又言道，“淳熙九年，其被授予國子正的實職。上任之初，登門拜訪者甚多，其嫌頻繁應酬，難有閑暇，便閉門拒客。此舉看似清高，但是也將自己隔離，失去了宣傳自己理念，結交朋友的機會，使自己陷於孤立。”
接著，趙昺又講了陸九淵在京中任職的幾件事。他即到太學講課，首講《春秋》六章，開宗明義地說明他自己的華夷觀點：華夏夷狄不可同日而語，中國貴而夷狄賤。中國可貴的是它禮義之邦的文化傳統。夷狄之所以“賤”，是因為其不知禮義，而是靠野蠻的武力侵略，因此縱然“盛強”，而最終禮義卻將無所措置，這正是“聖人之大憂”。
趙昺以為這番言論便不合時宜了，因為孝宗皇帝在隆興北伐失敗之後，在內外政策上都轉向平穩。朝廷重視生產，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餘糧委田，出現了天下康寧的升平景象。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呈現政治繁榮的局麵。
而陸九淵卻希望利用自己講課的機會，向學生宣傳華夏夷狄的區分、中國的可貴所在，借此鼓勵學生的愛國情感，以圖激發他們對收複失地和抗金的熱情。應該說愛國北伐都不錯，但是此舉卻有違當時的國策，有與朝廷對著幹的嫌疑了。
淳熙十一年，陸九淵迎來了麵見孝宗奏對的機會。他寫了五篇奏劄，將自己的理想及對朝廷上下局勢的政論見解向孝宗坦陳：
第一劄，講君臣相處之道。他指出孝宗用人不專，多所猜忌，君臣之間不能上下一心，至“臨禦二十年，版圖未歸，仇恥未複，生聚教訓之實。”
第二劄，陸九淵提出了為政或政道的根本原則，即要有求道之誌。他崇尚上古三代的太平治世，而三代之治的核心在於“道”，指出隻有身體力行地遵循“道”，才能最終收到所謂“治世”。
第三劄，陸九淵專論知人的問題，把知人列為天下第一等大事，勸孝宗明知人之理，諳用人之道。
第四劄，陸九淵坦陳了自己對施政之法、治事之度的見解。再提心學的宗旨正是隻要有求道之心，便會有求道之事，勸告孝宗應早定誌向，但他又主張不宜操之過急，應循序漸進。
第五劄，陸九淵簡潔明了地對孝宗論述為君之道。認為“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人主之職，在於知人用人，立求道經邦之誌，而不是凡事親曆親為，要之過詳，這樣做隻會令上下推諉，互相牽製。
這次論對孝宗雖然被他屢次追問得無言以答，也不禁“讚歎甚多”。朱熹也特意索劄求觀，並稱讚不已，說“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可見這次輪對影響是很大的。但結果陸九淵遷承奉郎，品銜從八品。
“陸象山所言，吾也以為正中時弊，稱得上金玉良言。但為何孝宗沒有委以其重任，隻是以承奉郎這等微末之官敷衍呢？”趙昺言道。
“吾以為正如五哥兒所言，他不諳為官之道，隻是書生意氣，將事情想的太過簡單了。”謝枋得道。
“其實也是一個站位的問題，陸象山入京之前隻做過主簿之流的小官，可以說未經曆過官場的爭鬥，也難以看清全局，不知其中的凶險與艱難。若是其經過官場曆練，見些風雨，隻怕就不會輕易說出這等理想主義的話來了。”趙昺言道。
“五哥兒所言可謂正切中要害，治理一村一鎮，一州一縣容易，可若是治理一國就要考慮甚多。各地民情和社情大有不同，朝廷要實施的政策卻要考慮全國，權衡其中的利弊，絕非一言可決的。”王應麟點頭道。
“正是，人心是會隨著處境和職位的不同而改變的。”趙昺又道，“當年我們在瓊州困守一隅，可行朝上下一心要收複故土，可當我們收複江南之後，再行北伐便有人反對，說吾不體恤百姓，窮兵黷武，殘暴好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