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在開寶七年，明確規定通判為州的副長官，將其權力收縮，以其達到與知州互相平衡牽製的意思。當然說道這裏可能有人疑惑，通判即使權力縮水，可以與知州達成平衡，但如果雙方同流合汙狼狽為奸呢？這時候上一級的監察製度的優勢就出來了，那就是州郡之上還有路分大員，分別是：經略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
這四大監司可謂是各司其職，都是平級，同掌軍政、民政、財政、司法等權，互不統屬，卻又彼此監察，各自對皇帝負責。平時互相監督對方不說，對於下麵的知州和通判也有監督之權，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對知州和通判進行德、能、廉等方麵的綜合考察，然後上報於朝廷。
朝廷就以這些考察來決定知州和通判的升遷和降職問題。而且宋朝的官員調任很是頻繁，一般情況下不超過三十個月就要換人，在這種短暫時間內，官員想要形成自己的關係網，基本上很難的，而且即使形成，沒過多久就被調走了，也沒什麼用的。
此外宋朝對握有兵權者總持有疑心，所以在河北、河東、陝西、川陝等地陸續設置了權力極大的監察官走馬承受公事，走馬每年要向朝廷彙報情況，承受指示，權力大，監察麵廣，實際上是皇帝親自派出的按察地方的官吏，其權力與監司均敵。
由此可見宋朝在地方上的監察體係還是完善，不論是地方還是中央，可謂是處心積慮。可謂是一環扣一環，是麵麵俱到，而且沒有造成一家獨大的情況，使雙方可以正常的互相監察互相牽製，自然避免了官員大規模反腐的情況……
這一段時間，趙昺與王應麟和謝枋得兩人先後幾次長談，得以對大宋的官製演變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得失進行了討論，應該說受益頗多。
正所謂以史為鑒，通過兩宋官製的發展來看，趙昺得到的這份二百年政治遺產而言，其製度設計固然確保了君主集權，根絕了分裂割據，但時時處處“事為之防，曲為之製”；在軍事上，各自為政、缺乏協調、難以統籌等弊病如影相隨，嚴重削弱了軍隊戰鬥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門、官員冗濫、效率低下等現象也司空見慣。於是，強敵壓境、時局紛擾之時，缺少活力、短於應對也就在所難免。
從監察製度來看，避免地方一家獨大，使其互相監督的情況很是不錯。但中央上禦史權力太大，監察權反而慢慢成為打壓陷害大臣的工具，失去了其最初的本心，由此可見再好的製度，也是需要不斷完善的，畢竟製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遇上心術不正之人，利用製度漏洞來陷害他人，那便得不償失了。
而弄清了兩宋製度也是趙昺對下一步改製工作的切入口，這對他確保和維護國家的統一，政令的暢通及吏治的整頓是有益的。結合兩世的經驗，也告訴他製度的製訂在執行過程中，自然隨著利益關係而異化，製度設計的目的與效果往往會出現反向的運行，故製訂法律和製度固然重要，但如何執行則更加重要，還必須隨著形勢的變化，不斷修訂製度。
同時也讓趙昺明白，除了製度根本還是人的問題，不僅在曆史上，在現實生活中這方麵的教訓也實在太多了。如今立法不謂不多，效果如何，執行狀況如何是一個大問題，不要以為立法就萬事大吉了，實際執行的情況因人、因時、因地而相差甚遠。
因為製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製度是掛在牆上給人看的，辦事自有潛規則。而在人的價值觀念發生異變以後，其對待製度的態度，不是如何遵循完善製度的設計，而是如何鑽製度的空子，即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那麼可以說，任何製度都有它的變異，形式與實質可以反向而行，走形式往往會變成掩蓋違反製度的貪瀆行為。而明白是一回事兒，如何改變現狀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趙昺知道做比之什麼也不做要好。而要對整個國家的官僚行政係統動手術，也要承擔極大的風險，但他已經做好承受失敗的準備，但更多的是必勝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