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厚，所言吾也是深有所感，陛下辛勞，則乃是臣子之過啊！”謝枋得歎道。
“朕疲憊之時也曾想過，君放手以吏治民確可讓朕輕鬆一二，但常有官吏行為不端，以致傷民，而怨朕昏聵，如此也難心安。”趙昺也輕歎道。剛剛他已經放出風聲了，自己太累想要將權力下放，可又擔心官吏不法而害民。
“《外儲說右下》說：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綱之網。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王應麟言道。
趙昺對於這些愛吊書袋子的士人們有時真的很無語，常常引用些艱澀難懂的聖人言，若是前些年他聽了肯定傻眼，不知其所雲何意。好在這些年經過刻苦學習，也能知曉一二。這裏人主是指君王，君王的職責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
這一段話的主旨是講，君王的職責是管理官吏，官吏的職責是管理百姓，官吏有問題，不能責難百姓，要向官吏問責。百姓那兒有什麼事，諸如失火這一類意外，是官吏的失職行為，要問責，而意外失火時官吏的職責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組織資源去撲滅火災，那樣的話國家的管理便能綱舉而目張。故明主的職責是治吏而不是治民，把官治好了，社會方方麵麵的秩序自然也就理順了。
“《商君書·禁使》雲：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若使馬，馬能焉，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問子，君不能以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所以為端也。陛下所憂，亦正是先賢所憂也！”王應麟輕笑著也跩了段文道。
趙昺明白他這段話講的道理，其實說的兩件事兒：一是講在國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誰也離不開誰，這是指“事合”，然而從利益關係上不是相合的，吏謀私利，勢必侵害國家公共利益。
而騶與虞是指養馬與趕馬的馬夫，說的是如果馬也能視、能言，那麼騶虞的一切劣行惡跡便不能有任何隱瞞，故兩者之間的利害關係有相反的一麵，這就是所謂“合而利異者”。商鞅是以這個來比喻官民的關係。官員是統治和管理民眾的，官民這二者是國家行政機構必備的要素，這是講合。
然而在利益關係上，如果官員謀取個人的私利，那必然與民眾的利益相對立，如果民眾能視能言那麼官員的任何私惡皆會被揭發出來，官員便無所逃其惡。馬是看得見，不會說話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當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惡事說清楚，如果放開百姓的言論，那麼官吏便無所逃其惡了。
反之，如果雙方的關係是“利合而惡同”，如果事情的雙方利害關係完全一致的話，即使是父親問兒子，君主問臣下，也不會道明利害關係的真相。這也是商鞅擔心的，放開讓百姓說話，揭露官員的劣跡，那官會怎麼辦呢？
他們就會利用在官的職能以治民，從而保全自己。以白話來說就是在一個地區或者單位，官吏與官吏之間，利益關係是相通的，好惡也是相同的，故要出問題時，誰也不會出頭告發這件事，往往形成串案、窩案。
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權力的一些部門事業單位，如果一把手作案，往往帶出來班子內一批人都參與其事並利益共享，這就是串案窩案連綿不絕的原因。因此在官僚機構係統內，要建立監察機構，必須使兩者之間的利益和管轄上的隸屬關係相異而不是相合，也就是相互製約之意。
“嗯，我朝禦史台是隸屬於中書門下，若是丞相違法又有誰來監察呢？”趙昺點點頭，同意他們的說法，可又生出一個新的問題，三高官官若是違法違紀，那怎麼辦？
而以他所知，宋朝的台諫雖然有監察百官之權，但是權力十分有限，更像是一個擺設和打擊異己的工具。自己上台後委任鄧光薦為禦史中丞，其實更多的也是依例抬高他的地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