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七兩為參，八兩為寶’，趙昺瞅瞅自己這顆參，即便脫水後也有一斤三兩二錢重，更難得的是體態非常漂亮，最令人驚歎的是它的五行俱全，身形靈秀，須似皮條，珍珠點明顯，錦皮細紋，參齡絕對在幾百年以上，堪稱參中極品。
他記的前世中的一棵珍藏在大會堂的參王重不到三百克，折合成當下的重量單位也就九兩多，比之自己的這棵還要小，但是已經堪稱國寶。可惜的是在現下並不值多少錢，往大裏說也就值個百八十兩銀子。所以也就難怪自己拿棵參做賞賜讓眾人鄙視了。
可趙昺覺得這事兒還真怪不自己，自己驟然見到這棵參被隨意的放到庫房中時，時還是被驚了一下。他前世雖然沒有吃過這等珍品級的野參（實際上都無緣一見），可也知道老參在傳說中是可以吊命，弄上一片就能延緩生命，便趕緊找了個精致的盒子收藏起來，準備留著自己救命用。
讓趙昺感到憋屈的是自己準備將保命的東西賞下去，卻讓人給鄙視了。可這也隻能怨他是生不逢時，要是再往後拖個百餘年，隻憑這棵參也能換個五品官當當，而要是能抱著這棵參再穿越回去，自己分分鍾鍾就成了千萬富翁了。
其實在這會兒，人們也並非沒有認識到人參的價值，趙昺問過禦醫怎麼辨別黨參的真假，他們說“但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一不與，度走三五裏許，其不含者必大喘，含者氣息自如，其人參乃真也。”上黨人參當時在人們心目中還是有地位的，起碼有助於恢複人的體力。肯定也有少數人認為黨參很名貴，否則也不會被當做貢物送進鎮南王府的。
趙昺以為人參的價格被炒起來其實這鍋應該由朱元璋的不肖子孫們來背，而他之所以知道這個，也是因為人爭論遼東女真崛起的原因時得知的。
在曆史上，直到明朝嘉靖年間，人參仍是一種很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參隻要白銀一錢五分；萬曆年間，參價上漲至約每斤三兩白銀；至崇禎時，參價已高達到每斤十六兩白銀。按照《本草綱目》的說法，價格上漲的原因，是上黨的采參業沒落，事實上還是黨參被吃成珍稀物種。
人參的命名，有著很強的神秘性。隋唐誌怪傳奇小說《廣古今五行記》中有一個故事：“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裏許，見人參枝葉異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參，一如人體，四肢畢備，呼聲遂絕”。
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將這種誌怪玄談視作人參藥效的由來，也寫了進去：“參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參、神草”。人怕出名豬怕壯，人參亦如此。皇上一句喝令：人參是個好東西！緊接著，溜須拍馬、阿諛奉承接踵而至，將人參從草雞一下變成了鳳凰。
當地的老百姓每年必須挖很大數量的人參，給宮廷裏麵上貢，上貢的數量不夠，地方官就要受到譴責，那麼最後各級所施加的壓力。而人參再多也經不起這樣的折騰啊，涸澤而漁，人參的數量急劇下降，又加上後來山西五台山一帶的森林被大量砍伐，所以到了明代後期，山西地區基本上就沒什麼人參可采了！
上黨參從市場退出後，明朝從關外女真人手中大量進口遼東參，作為替代品。巨大的食參市場，讓女真和明朝的人參貿易，數額極大，萬曆十一年至萬曆十二年，明朝政府就為購買人參付出了白銀三萬兩。人參貿易成為女真最重要的財源，也逐漸聚起對抗明朝的力量。
入清之後，因為產參的東北乃是“龍興之地”，充斥“王氣”，人參很自然地被視為這種“王氣”的具現，地位再次被拔高，成為神藥，而與人參的神化相輔相成的結果就是參價暴漲。而皇室大量服用人參，並作為賜物賞給官員和外臣。
正所謂上行下效，皇室的所為對民間也起到了示範效應。民間對人參“神效”的迷信一發不可收拾，有了“非參不治，服必完全”的執念。與此同時醫生們也在迎合時人的人參迷信，既然無論貧富，都相信通過人參溫補，能治好痼疾，那麼作為醫生，最安全、最賺錢的辦法，無疑就是開藥時多開人參。
而患者因為也相信參價這麼高，那人參自然是最好的藥。醫者也樂於利用患者這種心理，動輒給他們開人參吃。可患者吃了人參後，若病情仍不見好轉，不會埋怨醫生。因為在他們看來，人參治不好的病，那肯定是真治不好了。
物以稀為貴，大家都吃，數量有限，參價的暴漲也就水到渠成。而最高興的卻是清朝皇室，他們將人參貿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成為皇家獨家經營的壟斷生意。清初，皇室在東北設有專門的采參組織“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八旗王公也被允許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參。私人采參被嚴厲禁止，甚至有“采參處如遇漢人，一概緝捕”的詔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