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遣王應麟往鄧城撫軍，此舉看似舉重若輕，其實心中也頗為忐忑。他深知此事雖不能導致第八軍官兵叛離，但是處置一旦失當，難免會讓第八軍陷入分裂，進而導致戰鬥力大為下降。而在當前大戰在即的關鍵時刻，是他不願意見到的，也不希望出現難以收拾的局麵。
因而趙昺這一夜盡管不在鄧城，可他依然可以想象的到王應麟此行的艱難，其不僅要說服要前來的眾軍勿要做出過激的行動，又要安撫張霸等第八軍各部主將認清當前的厲害關係，不要因小失大，做出誤國誤己的行為，從而自絕於大宋，再難回首。
輾轉反側一夜，天明後倪亮稟報樊城已經被完全掌控，此戰共殲敵五千餘，俘敵七千餘眾，荊襄行軍總管史弼和樊城城守阿裏罕在城破後乘船倉皇渡江逃往對岸的襄陽，由於浮橋被破壞，船隻盡被敗兵搶奪或是焚毀，他們無法追擊，至其逃脫。
戰後清點，由於戰鬥短促而猛烈，且主攻方向選擇在相對空曠的城東，且敵軍逃得也快，未及裹挾城中百姓撤離。因而城中房屋多得以保存，百姓遭受的波及不大。清理官廩，共得糧草十萬石，武器盔甲若幹，繳獲金銀合六萬貫，蒙元偽鈔三萬錠，文書圖冊部分。
今晨，倪亮已經出榜安民，抽調官兵統計百姓傷亡和財產損失，幫助百姓修葺受損房屋。同時召集城中行會會首，助軍清理街巷，掩埋屍體，商戶正常營業。且開放城中兩門，準許百姓出城采樵，商隊正常出入。一係類措施下，城中民心漸穩，秩序井然，稍後待府衙清理完畢，聖駕便可入城。
趙昺隨後下令拔營起寨，收拾行裝，準備進城。而這時有飛騎進營，送上王應麟的書信，他展箋看罷長舒了口氣。其在信中稟告，在會見張霸等一眾主官後，他們皆表示自己絕無叛宋之心，依然忠於陛下，而此次軍中動蕩皆因上下溝通不暢，導致部分官兵行為過激。
其後，王應麟又向第八軍官兵宣讀了聖旨，表明了陛下的態度。而後其接見了‘起事’的軍兵代表，他們表示了對張霸不肯迎駕的憤懣，以為他陛下不忠，才自發集結欲往樊城迎駕的。他表示陛下對他們的行為十分感激，但是並不鼓勵這種以下犯上的行為，自然也不會追究。他再與眾軍會談後，軍心暫時已經穩定，出營各部已經規建。
在穩住第八軍上下後，王應麟又與張霸單獨進行了會談。張霸承認自己由於私心作祟，辜負了陛下的信任，做出有負聖恩之事，但是絕對沒有被國叛君之意。但現下已經鑄成大錯，他願意前往樊城見駕請罪，並堅辭第八軍都統之職。
在稟明處理的經過和結果後，王應麟以為當下第八軍雖然軍心稍穩，但是也不宜於大規模的調整各部將領，以免引起新的動蕩。所以他建議以第八軍都虞侯謝明權領軍政事務，一者其對軍中情況熟悉，在各級軍事將領中有很高的威望；二者其在陛下入瓊之初就衷心歸附，這麼多年來也是忠心侍君，值得信任；三者其在瓊州曾組織義兵抗元，有領軍職能，隻需另遣一員精通軍事的將領為輔即可。
趙昺對於王應麟的建議覺得其提的十分中肯，也有利於第八軍的穩定，但是他還是有些猶豫。而他擔心的並非謝明的能力，而是擔心其不肯就任，畢竟當下文武之間涇渭分明，文官是不願意轉資為武將的……
唐宋以來，隨著國家軍隊規模擴大以及官僚文武分化日漸加深，軍隊的基層組織情況卻越來越糟糕。這背後隱含的原因，並不僅僅是軍隊職業化，以及監督缺失所導致的腐敗化問題，還與基層社會的資源動員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僚製度息息相關。
兩漢之時，中央政府為了動員更多基層社會的資源，以察舉、貲選以及“三老”等製度，將大量地方豪族納入行政管理體係之中，造成了整個行政體係的士族化傾向。整個國家的價值取向偏向於士族，最終促使九品中正製以及東晉門閥政治的產生。
隋朝之後，中央政府大刀闊斧地以科舉製度取代九品中正製，但卻使得中央政府與基層社會失去了士族、豪族這一直接聯係，難以有效地動員基層社會的資源，而這一點恰恰是貫穿唐宋大變革的主線之一。具體在軍事製度上，中唐以後，隨著地方社會資源的整合失敗，府兵製度再也難以維持，中央政府及地方藩鎮被迫組織起職業軍隊，如中央的神策軍、地方藩鎮的牙兵皆屬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