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王應麟的話略加分析，在根據自己所知不難得出一個答案。其實唐代人自己就已經意識到，帝國最嚴重的危機實際上是來源於體製本身存在的一個痼疾，這個痼疾就是在唐朝的邊境地區存在著軍事實力強大的節度使集團。
具體來說，就是開元、天寶年間的十節度使。開天十節度中，除了南方的劍南及嶺南五府經略使力量稍弱外，北方的幽州、平盧、河東、朔方、河西、隴右、安西、北庭都擁有強大的兵力，並且到安史之亂前，如杜佑所說的，已經形成了以安祿山統領的幽州、平盧、河東，以及哥舒翰統領的河西、隴右這東西兩大軍事集團。
麵對來自東北軍團的叛亂，玄宗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部軍團進行抵禦。於是除了一批西部軍團的將領被陸續派往與叛軍對峙的前線河南外，河西、隴右的軍隊也開始在潼關集結。但河西、隴右軍隊在隨後的靈寶之役中遭遇慘敗，這一集團的首領哥舒翰也兵敗被俘，於是河西、隴右的勢力基本瓦解了。
不過，盡管西部軍團經靈寶之役遭受重創，但繼玄宗之後與叛軍對抗的肅、代兩位君主除了借用回紇的軍隊外，仍舊不得不依靠這些亂前的邊境節鎮力量來與叛軍周旋。這不是因為他們想要如此，而是除了這些邊境節度使的軍隊外，唐廷沒有什麼可資利用的其他力量。
安史之亂在代宗初年結束，但叛亂的平息並不徹底，亂後的河北仍由來自幽州、平盧的安史舊將占領。而對於那些平定安史之亂的原邊境軍團，唐廷也不得不在亂後給予其內地實地的待遇，這既是褒獎功臣的應然舉措，也是安置因邊境故地淪喪而不得不率軍進駐內地的邊境節度使軍隊的必然結果。
所以，在結束了河南行營元帥這一戰時體製後，亂後的北方藩鎮版圖幾乎全由亂前的邊鎮勢力所占領。除了來自幽州、平盧的安史舊將占據河北外；幫助唐廷平叛的平盧係勢力主導了河南；關中則由朔方、四鎮北庭，以及此後的幽州軍人所分據。
此外，河西、隴右的部分殘軍則入駐了河東；至於南方的江淮一帶，雖然它與邊境節度使勢力並不存在關係，但安史之亂後逐漸入駐當地的一些外來軍將，尤其是中原軍將及其部眾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當地的政治走勢，所以不妨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邊境叛亂導致的結果。
“陛下之意卻是切中要害。”王應麟讚許地道，“傳統史觀認為唐廷在安史之亂後於內地普設藩鎮是削弱自身統治力、助長地方割據的一種行為。但是如果將這些藩鎮中的政治實體與亂前的邊境諸節度使軍團進行比較的話，可以視為經過八年的安史之亂，此前邊境軍鎮的實力，無論是來自叛軍方麵的東北節鎮，還是阻擊叛軍的西北節鎮，其實都已經大為削弱了。”
“不過，也正如陛下所言這雖然是唐廷解決邊陲勢強而朝廷勢弱的契機，可在其中唐廷本身的權威也遭受了重創，隻是解決了杜佑所說的‘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的危機、不過就總體而言，地方勢力的崛起的趨勢仍在。於是一方麵，在大軍鎮危機結束後，通過控製藩鎮上層，朝廷趨強的勢頭已在藩鎮身上有所體現，但是，藩鎮真正的主導權卻已下移到那些新興的地方基層勢力手中，釀成了更為嚴重的危機。”
“不錯，唐廷隨著削藩戰爭的勝利，朝命的官員，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鎮擔任節帥或幕府僚佐，成功的重新確定了藩鎮權力結構，看似是朝廷恢複了權威。但實際上，這些朝廷任命的官員並未成為控製藩鎮的力量，真正取代當地新興勢力。”趙昺言道。
“可朕以為這些變革雖然未能阻止唐朝的衰落，但這些經驗也為我朝所借鑒，成為太祖製定揚文抑武的根據。而朕以為這避免了地方割據的出現，卻也使我朝軍威不振，屢敗於外族入侵，還是未能避免亡國之危，這讓朕苦惱已久，不知如何破解！”趙昺此時已經完全明白了王應麟這番話的意思，他是在為江鉦開脫，也是暗示自己其中孕育的危機，但是卻沒有給出自己解決問題的完美答案，而這仍需要他去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