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張頌由於錯估了形勢，以為憑州軍可以控製住局勢。而濠州州軍剛剛組建，其骨幹不過是池州州軍的一個團，不僅戰鬥力弱，且兵力不足，他又沒有及時上報請調援軍，錯過了控製局勢的最佳時機，加上有人暗中搗鬼，傳播謠言，煽動民亂，最終導致形勢失控，引發大批百姓逃亡。
田琦分析盡管其它州縣沒有出現逃民潮，那隻是因為蒙元殘留勢力較弱，但並非完全屈服，隻要出現風吹草動就會如濠州一樣引發動亂。所以他以為不應該隻以懷柔手段對待，而是要同時鏟除蒙元殘餘勢力，嚴厲打擊反抗勢力，施恩於那些出身底層的軍戶和底層的下頭戶為我所用，分化瓦解親蒙元勢力，從而得到久治、久安……
田琦這份報告讓趙昺很有些觸動，看來自己搬用初入江南時的策略是個失誤，自己雖然對兩淮的民情和政情有所考慮，但是仍有不足；另外就是以為自己心存仁心，善待百姓就能夠獲得支持，卻忽略了那些留在兩淮地區蒙元舊民及既得利益者的不滿。
沒有想到那些舊勢力的順從不過是迫於宋軍強大的軍事壓迫，且自己又滿足於前時的一片‘形勢大好’，導致動亂隱患被隱藏下來。可是當大軍前移，後方兵力不足的時候，那些人覺得有機可乘就蠢蠢欲動了，正可謂蠻夷亡我之心依然不死。
而此次濠州事件的爆發，對趙昺來說也無異於提了個醒兒，讓他意識到一味的實施懷柔政策是有問題的。這讓他想起明朝曾經犯下的錯誤，彼時朱元璋開國後，自洪武以來，滿人蒙古人等關外民族由於其生活苦寒開始南下，與新建立的漢民族政權接觸，在對於這些民族的政策態度上，大明政府采取了極其寬大的方式、以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寬厚仁和，接納安置了他們。
大明對這些曾經是敵人的遊牧民族除了一些被留在遼東，編入遼東都司所屬衛所之外，大部分安置在北京或南京。大明除了安置其駐地，還供給基本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以及賞賜，如“兀者野人酋長王忽顏哥等十五人自遼東來歸，賜綺、帛衣、鈔有差。”、永樂六年三月已未：“喜樂溫河、欽真河等衛女直野人千戶喜省哥等來朝，自陳願居京師，賜襲衣、彩幣、牛、羊、薪、米、居宅。”等等。
類似的記載在史料中是隨處可見，可以說是有求必應，趙昺當年透過屏幕都可以想象到當時的場麵－－絡繹不絕、衣衫襤褸、一臉渴望的歸附者蜂擁進入大明的盛況。大明政府是以她寬廣仁愛慷慨的胸襟，對待前來歸附的人。南下歸附的少數民族，大明政府不僅給予極其優待安置，而且給予了最大的自由度，讓其自由來去。
明成祖下詔曰：東北諸胡來朝者多，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於鎮守官員，勿阻之。漢人無政府文書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韃靼出境卻是自由往來，都不會受到監管，其自由度之大，殷殷關懷之情，即便是在現在社會，也是不多見的。
南下歸附的定居者當然也要承擔軍人的守土之責，然而與同為軍人的漢軍相比，是一人服役，其餘兄弟子侄都可免除賦役，韃軍的處境還更好一些，不當差、不納糧，也不委任以事。而作為大明國人的漢軍是無役不從的。“不差不糧”，即便當今堪稱福利社會的歐洲，也是不可能與大明政府相比的。也就是說，女真人在大明是享受的超國民待遇。
另外，明政府為了解決南下歸附者的日常所需，避免天災損失，還先後在遼東、撫順設馬市，便於其交易。可能還覺得不夠，又在開原、廣寧、設一關一市，以待朵顏、泰寧兩衛；開原設三關三市，以待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及福餘衛人；撫順設一關一市，以待建州女真人。
可以說明朝政府對這些異族歸附者太好，趙昺都覺的自己優撫政策與之相比也是差的太遠，可是曆史上大明朝的一片好心換來了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