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在甩掉一切舊有的包袱之後，華夏土地以新建的漢帝國的形式輕裝上陣，這個帝國真正深化了此後沿用兩千多年的吏治國家製度，因此後世常用意義上的秦製與其說是秦製，不如說是漢製。趙昺以為秦隻是確定了各項製度設計的表層工作，漢則真正賦予了吏治製度以內裏靈魂。
漢代的治法，無論是黃老或內儒外法又或者純任儒學，這些情形都是當時人就能清楚看見的，作為後世的觀測者，如果隻知道當時人即能知道的事實，那麼這種膚淺是缺乏對事實的敏感度的結果，它帶來的困境就是對大變革時代的巨大隱線的視而不見，把一些更加深刻的東西歸因為少數統治者的偏好。形勢殊異，重要的不是具體地措施，而是措施所勾勒出來的整體的脈絡局勢。
所以趙昺認為對漢家製度的真正最有價值的論述來自中興明主的漢宣帝。宣帝的太子即漢元帝認為宣帝用刑過於嚴厲，建議他多任用儒生，漢宣帝勃然作色，漢家自有自己的法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結合，為何要單獨重視德行教化，仿效周朝的製度呢，況且普通的儒生不知道時事，喜歡以古非今，讓人困惑形而上的名實，不知道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哪裏值得委以重任。漢宣帝甚至斷言將來使漢家衰敗的就是漢元帝。
漢宣帝的話有這樣幾層意思，漢家製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結合，這種製度是從始貫穿的，並不是漢宣帝自己創立的，道德教化不應該忽視但必須有限度，周朝的製度不合於現在的社會實際，漢家的治理注重實際而不是廟論，儒生缺少行政能力應當慎用。
總結可以看出，漢家走的是一條徹底地吏治國家的道路，這是秦製的延續，而非周製的複辟，表麵上的黃老儒家法家都隻是點綴和手段而已。開國時的分封用儒不過是策略上的以退為進，在這種穩健的政策下，吏治使國家真正穩固。
所以趙昺的理解是漢帝國雖然是以反對秦製而立家，因此即使行為上采取了比秦製更加嚴酷的手法，也能夠至少在一段時期內避免道義的譴責。但是等這種譴責終於不可避免時，帝國已經掌握了控製與鎮壓的手段，這種隱蔽的政治套路發生的十分隱蔽，卻為新帝國提供了生存之本。
不過儒生們此時也開了竅，在秦帝國時異常頑固、反對新製度的儒家知識分子在漢代成了新製度的狂熱辯護者，他們提出的“大一統”“天人合一”等名詞遠遠超出了秦帝國時正統法家所能達到的理論高度。思想並不決定位置，而是位置決定思想。他們的參與彌補了赤裸裸的法家國家的道德困境，使得任何政治鬥爭的變遷都獲得了合理化的解釋，並以此對君主的權威進行限製，在這些情況下，儒家實際上異化成吏治國家的儒家。
入唐後，儒家開始得到了重視，但也是有曆史的現實性。事實上三教在唐代都是獲得極大發展，佛教重禪宗，道教重玄學，儒家重立經學以及心性學雛形，它們的發展其實依然是魏晉玄學討論的延續。儒家主張禮樂文明並不違背人的自然天性，因此要文明。
道家主張與此相對；兩派討論至五胡亂華，兩派都失去討論的社會基礎，此時佛教空論破有破無，兩者皆空，趁勢而入；破而不立是不可能持久的，道家重玄學便興起，破有破無破空，重新回到社會現實裏來。而隨著大一統到來，人類還是需要文明，因此儒家代表禮樂文明的儒家在唐朝得以複興，思想逐漸成為主流……
所以兩人對話看似隻有幾句，其實卻暗藏機鋒，內涵豐富，包含了千百年的治國思想。王應麟讓自己學習唐太宗包含的另一個意思便是秦皇漢武不用儒士，結果一個兩世而亡，一個晚年淒涼，但是唐太宗卻開創了一個超越前人的盛世，陛下你想複興大宋，卻想拋棄我們，下場肯定很慘，你要好好考慮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