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帝國都是為了向草原輸血而存在，中央設立大量機構專門處理草原事物。雖然忽必烈采用漢法，但投下製度、斡脫製度等蒙古舊製和達魯花赤等蒙古舊官都大量保留，雖然在維係原有的大蒙古帝國起到積極作用，加強了對原帝國各處的統治力度，卻對元朝統治地帶起到消極作用。
在整個國家多為蒙古人擔任官職，並在司法及商業等諸多方麵享有特權。然而本身的舊製使得征服所帶來的巨大利益隻能惠及到特權階級，作為普通人其實是十分悲慘的，有些人甚至過的不如被統治民族。普通蒙古人獲得財物隻能通過戰爭的搶掠，而搶掠的很大一部分要上交給自己的部族酋長，但隨著大規模戰爭的結束，搶掠的機會就少了很多，在長期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就導致了大量普通蒙古人的破產。
由於大量蒙古人破產，淪落到出賣妻兒子女、田地的地步，最後不得不由朝廷出麵來贖回普通破產蒙古人的妻兒子女、田地。而朝廷混亂的財政狀況就算皇帝批準了，現實的財務狀況也不可能落實。最後就導致了大量蒙古人被販賣到江南、波斯、高麗、日本、爪哇等地區為奴，以致大量的蒙古人也參與到反叛行列中。
忽必烈繼位後重用漢臣學習漢法，但虎頭蛇尾，造成了國製上的致命傷。依然習慣於自己挑選官員而非通過科舉海選考核，並造成了以色目人與漢族商人地主及蒙古人結成理財集團，他們中出了不少擅於抓錢的能力，掌控著國家的財政；漢人儒生和一些金國世襲貴族及很多漢族豪傑的漢法派，他們致力於讓元朝儒化，至少也要漢化。
由於觀點的不同，兩派黨爭不斷，且日漸激烈，終導致理財派的宰相阿合馬被殺。這樣的黨爭，最後把朝廷演化為一個混亂的組織，官員之間內鬥不止，並導致腐敗叢生。而忽必烈雖有過對貪汙的懲治，但到後來基本是放任，認為官員貪汙天經地義，隻是把國家當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器皿。官員們也大多如，此肆意索取而不治理。
此外忽必烈遵從漢法改行嫡長子繼承製度，並讓真金接受儒學教育。這雖然保持了本係可以占據汗位，卻也剝奪了其他族係的繼承權，導致宗王叛亂不止，又不得不借助留在草原宗王們的力量鎮壓。如此弄得他裏外不是人，導致權力混亂，本族內部不穩。
另外就是經濟政策的失誤。忽必烈滅宋後，得到了大批公田，為了維係眾多蒙古貴族和漢族世侯們的忠誠，他把公田沒收，直接賜給了眾多蒙古貴族。但是人的貪欲是越來越大的，蒙古貴族的胃口是無限的，想要用土地填滿他們的胃口，就如同抱薪救火一般，隻會導致他們設法奪取更多的土地。
忽必烈對蒙古貴族們的縱容遠勝前朝，大量仆從金銀被賞賜出去，放任土地兼並，又沒有公田作為支撐國家財政的基礎，直接導致收稅更加困難。如此所為的‘輕賦’隻是一個泡影，國家根本無法用正常手段收上稅賦來，朝廷隻能提高鹽稅、酒稅，來獲得稅收。靠瘋狂印鈔，頻繁變更鈔法度日，依靠通貨膨脹無序地掠奪民間財富。
真金上位後，李謙等漢臣原本指望這位實施漢法最大的受益者能夠改變當前的窘境，但是生不逢時，南朝頻繁的侵擾，加上漢法派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財政窘迫的境況，使得其政策也是變幻不定，難以有所作為。而今南朝全麵北侵，令已經陷入絕境的財政難以承受。
“大汗，如今之計隻能再加印寶鈔，提高些鹽稅來籌措軍餉了！”果然不出李謙所想，桑哥再次祭出了這個百試不爽的大招。
“平章，左相，你們以為如何？”真金再次看向李謙和安童問道。
“這個……臣無異議！”安童猶豫了片刻，低聲答道。
“臣……臣亦無異議！”李謙本想否決，現下鹽已經五、六貫一斤，比之初時漲了十數倍不止，別說百姓，就是小康人家也吃不起了。而寶鈔貶值早已超出可控範圍，物價飛漲，米價已到了百貫紙鈔一斤。再行調整隻怕真的會激起民亂。但又想現下已經是積重難返，非短時日可以改變，而敵軍卻兵臨城下，隻能先救命再治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