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與陳識時說的越來越興奮，確切的說應該是亢奮，說他想說服其，倒不如說是說服自己。從蒙古人的性格說起，又上升到了對社會和國家的層麵。
他分析說深陷自命不凡，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導致的蒙古人很容易被盲目的激情所驅使，計劃去做一件大事，然而事前卻很少會認真評估其風險和後果，他們認為這種評估是膽怯的表現。如果湊巧做成了，蒙古人會很驕傲和得意，認為天下所有的事不過如此，個人英雄主義的虛榮會得到很大的滿足。
可如果失敗了，蒙古人倒是很少像漢人一樣諉過於他人，惡果便是蒙古人非常缺乏承認自身不足的勇氣，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某種意義上很脆弱，如同堅硬而易碎的瓷器，脆性很大，失敗後容易陷入自卑和自我懷疑，很容易一蹶不振，往往會自怨自艾下去，逐漸消沉。
另外由於蒙古人個個認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英雄，所以在蒙古人憨厚樸實外表的也導致缺乏協作和團結，妨礙著蒙古社會的統一和整合，此永遠是蒙古文化中缺少的重要一環。在這種情況下，工於心計的異族統治者隻要采用離間計，或者公開稱讚或者封賞蒙古人中的一個部落，或者給予某個部落某種特殊的權利，就很容易在蒙古人中播撒下不和的種子，挑起蒙古人內部的爭端，令其內鬥，相互攻殺，從而達到弱化蒙古民族的目的。這也是在鐵木真崛起前蒙古草原上的常態，隻要女真人動點兒心眼，草原上就血流成河。
由此趙昺又引申到了‘人性和自由’的方麵。從古希臘斯巴達克斯說出“我渴望自由”開始說起，認為人類曆史上所有值得我們驕傲，感激的成果都跟服從沒什麼關係，服從和盲從也許會在一些方麵會對效率有正麵影響，但更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
陳識時聽著小皇帝侃侃而談，其實卻大多時候不明所以，別說不知道斯巴達克斯是哪位‘先哲’，連希臘國在何地都鬧不清。因為此已經超出了自己所學，打破了過去的認知，甚至顛覆了諸多前人之言。可他卻並沒有覺得反感，反而覺得小皇帝分析的似乎很有道理，能沉下心靜聽下文。
說了半天，趙昺覺得已經把自己也說服了，這才覺得口幹舌燥，喝了一杯茶才說出了自己的計劃。他以為現下可以利用被俘的領兵將領原有的威壓來統禦自己的屬下，接受大宋的封敕，為大宋征戰。當然也需要給予一定的好處，比如可以保證他們子弟的安全，保留原有的領地和財產，並根據職務享有響應的待遇。
陳識時聽了也說出了自己的擔心，畢竟這些人保有了領地和部眾，若是再放權給他們，就有可能利用舊部臨陣倒戈，或是提出非分的要求。若是條件得不到滿足，就存在叛亂的可能，還是謹慎些為妙。且當下的歸順也是形勢所迫，不能視之為忠心臣服，還是應有反製措施的。
趙昺以為其所言有理，他也隨之說出了自己的安排，那就是取消蒙元的軍戶製度，編入民戶，按照律法分配土地；而願意入伍服役者，同樣按照宋軍的製度發放軍餉，享有相應的待遇。他十分明白，戰爭戰爭不外乎爭奪生存資源，蒙元士兵打仗也不過為了混口飯吃，並非是有什麼崇高的理想。
現代有人說軍戶製度並非一無是處，起碼可以讓普通民眾免於服兵役之苦，但是不知蒙古軍製對於軍戶是何等殘酷。“垛集軍”製度是蒙元入主中原後的一大發明，它把三戶民眾組成了一個“垛集”，其中一戶負責出炮灰，這戶人家叫做“正戶”；另外兩戶為炮灰提供津貼和補給費用，叫做“貼戶”。
元朝又把漢人民戶按照家產分為上中下三種，中產階級的中戶就不幸成了“垛集軍”的征發對象。你家裏有能拉得動硬弓的壯漢，那你家就成了所謂的“正戶”，壯漢戰死後，他的兄弟甚至堂兄弟都要立刻頂上。“貼戶”則被弄得當了楊白勞，成了正戶的債務人，一旦無力供養，元朝政府就要典當“貼戶”的家產，保證“貼戶”家破產都要填上軍費的窟窿。
對待蒙古普通人，蒙古軍製同樣也是十分殘酷的。成年男子平日為民生產，戰時上馬為兵，幾乎是一生都要無條件的隨領主征戰。他們不僅要上戰場出力，且要自行攜帶馬匹、武器和裝備，負擔給養等費用，所以出征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結果往往是人財兩空。平日還需承擔為領主生產、納稅的任務，可以說是形同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