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與三人邊吃邊說，講明了壟斷香藥生意於國於民的重要性，且再三叮囑要嚴守機密，切勿泄露出去。同時又拿出自己繪製的最新海圖授予他們，叮囑在沿途要地設置基地，作為大宋海商的補給和休整點。另外要注意收集所經各國的政經信息、氣象水情，勘測水道，繪製航圖。此外又交待了一番注意事項和用兵原則，這才讓三人告退。
之所以一再要求三人保密，除了涉及商業機密外，趙昺還是擔心朝臣們的發對，他知道自己所用的手段有些上不了台麵。但是也清楚在對外開拓商路的過程中，若是沒有國家參與，隻憑民間的力量是難以做到的，西方列強大肆擴張的初期也是如此，派出的商隊打著公司的名義，其實背後皆有國家的影子，甚至國王們也持有股份。一旦有其他國家介入爭端，那麼國家便會出麵解決，而手段就是武力的比拚，看誰拳頭大了。
不過趙昺深知在宋代儒教盛行的社會體製下，雖然朝廷鼓勵經商，但是從商仍被視為末業，商人與狡詐、奸猾之徒基本上劃等號。在這種情形下指望國家為商人們撐腰做主的可能性幾無，因此自己隻能暗中行事，用上不了台麵的手段來維護大宋商人的利益，否則又將是一段勸諫，給他扣上與民爭利的帽子，卻不想想如何才能解決所麵臨的財政困難。
另一方麵，在奪取江南後，尤其是內河水軍的建立，水軍的地位必然會有所下降。而當下蒙元水軍已經精英盡失，要想恢複元氣還需時日，近十萬水軍不能整日閑著，追著幾個海盜打。所以趙昺並不怕有人在商路上給自己搗亂，一旦有人生事，便有理由揮兵入海徹底控製海上商路，迫使他們對大宋開放口岸，那麼大宋生產的絲綢和瓷器就能行銷天下。
商道的開發，又必然促進手工業的發展和繁榮，使稅收大幅增加。同時可以吸收大量的勞動力進入，從而緩解江南土地緊張的局麵，如此人人有事做，誰還會想著去造反，這樣又可使國家安定。所以從短期看開拓海外商路可以緩解國家財政困難；長遠上看，有利於增加百姓收入，實現國富民強雙贏的局麵，有利於國家安定；再有就是為北伐積累資金，不至於因為持久的戰爭拖垮大宋經濟。
前景是美好的，但是現實卻是殘酷的。趙昺很快便發起愁來，眼看著婚期將近，可錢從何來呢？這次用的不是小錢兒，當前秋稅也已入庫，從朝廷拆解一下不是沒有可能，不過他清楚地盤大了用錢的地方也多了。首先這些錢要支付官員的薪俸和軍費，這便已經占去了大半。再者冬天將至，這裏不比瓊州，可以省去冬裝的費用，所以不僅軍隊要配發冬裝，而官員們也要賜下錦帛、絲綿及炭錢，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再有就是到了長江枯水期，同樣也是戰備最為緊張的時候，雖說雙方正在談判，可誰知道哪天就幹起來了，因而必須有所準備；另外，地方大了事情同樣多了，難免有地方發生災害，而按照宋朝的財政製度，錢大部分歸屬中央，地方財力有限，一旦有事情發生還得依靠中央撥款救災，這就也需要留出部分準備金。
所以說朝廷那點兒錢剩不下多少，而趙昺又不想因為自己的婚事挪用國孥導致國事廢弛，如此自己豈不成了清末的慈禧太後，因為動用海軍采購軍艦的軍費修了頤和園，從而導致甲午海戰的失敗。可誰都知道想不花錢娶媳婦，無論在何時都是癡人說夢，先做好當一輩子單身狗的準備吧！
換到皇帝也一樣，都逃脫不了‘買賣婚姻’之俗。趙昺不清楚大宋皇帝結婚花費幾許，但是他知道明神宗朱翊鈞大婚，僅織造費就用了九萬多兩白銀；清同治皇帝載淳大婚，共花了兩千多萬兩白銀，幾乎都相當於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三成以上。他以此估算，自己此次大婚即便省著花，怎麼也不會少於七、八百萬貫，朝廷能擠出二、三百萬貫資助就不錯了，那麼他就至少要自籌四百萬貫的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