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留夢炎的懷疑，陳宜中也是有苦難言，他自己逃亡多年回國後以為隻要自己善加運作，推翻小皇帝並非難事。可在運作中卻發現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是當初自己認知的宋朝。在他的印象中，南渡後的宋廷隻是一個偏居江南、苟且偷安、不思進取甚至屈膝求和的朝代。
自高宗起僅有的幾次北伐，也多是權臣為撈取政治資本的“形象工程”，準備不足，將帥乏人，最終招致潰敗，更加畏金如虎。權臣、外戚韓侂胄主持北伐，失敗，金人索要他的頭顱，宋人居然真的把他暗殺，獻頭顱於金國。如此齷齪下作之事也能做得出來，可見朝廷之軟弱腐朽。好在當時金國也是江河日下，內亂不止，北方又有蒙古鐵騎壓迫，否則南宋完全可能再遭遇一次“靖康之恥”。
而隨著時間流逝，家國之仇逐漸淡漠，收複失地的願望日趨弱化，南遷臨安的宋朝君臣，已經錯把杭州當汴州。實際上也是如此，堅持北伐的人逐漸遭到歧視的和唾棄，甚至被逐出朝廷。朝野中已經形成這樣的心態：為什麼要北伐？為什麼要打仗？現在這樣不是挺好嗎？你整天想著要打回老家去，又要拉上我們幹嘛？苟安的思想下終難抵禦蒙古人，最終連江南也丟了。
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沿襲下，陳宜中以為在經曆過蒙古人蹂躪的江南‘反戰苟安’的想法應該更加強烈，隻要自己振臂一呼，朝野之中有識之士必會蜂起從之。而楊太後也會重新啟用他，接受自己的建議，將好戰的小皇帝拉下馬，但是在一番奔走呼號之後，他很快發現形勢已變。
首先是從者如雲的事情沒有出現，在朝廷嚴厲鎮壓叛臣和漢奸的政策下，陳宜中發現不僅昔日的同僚對他敬而遠之，還勸其隱居鄉野不要再參與朝政；有的則是對其避而不見，與其劃清界限，視若路人以免因禍上身；更有的人則幹脆痛斥之當初背君之行，嚇得他不敢多言就匆匆告辭，擔心自己被他們扭送官府。
其次在官場之上難以找到誌同道合者，陳宜中也試圖借助民間的力量，可事情依然不樂觀，不過還是有所收獲。在他的麾下終於聚起了些人，但多是些破產的逃亡者，擔心被追究的叛國者和曾擔任偽職的舊官和士人。說實話，他對與這些為伍都深感不齒，其投靠自己不過是想尋求庇護，逃脫官府追責。另或是欲借他找到一條飛黃騰達之路，根本就是些投機者，好人皆不屑與他們為伍。
最後在搭上姚良臣和魏天中這些現任的朝廷高官之後，陳宜中同樣覺得這些人也不過是因為對私人原因對小皇帝不滿，才選擇與他合作。但是他們也是‘膽小怕死’，不敢明著挑戰小皇帝的權威，並難以影響朝廷和民心的走向，隻能充當參謀和耳目，另一個作用隻是壯大些聲勢。
陳宜中也很快醒悟，僅憑他們這些‘正義’之士是難以達成所願的，而是要外援才能達到。可當今天下能與之對抗的也隻有大宋的敵人了，於是又想到了與自己恢複聯係的留夢炎。可今日麵會，一番談話後他也發現留夢炎太過奸猾，缺乏合作的誠意，且開出的條件太高，別說小皇帝，就是自己也難以接受，因為他也不想遺臭萬年……
“當下我們在多方造勢，欲先向太後上萬民書，乞請太後遵從民意立益陽郡王為嗣君，然後從中選賢者為帝！”陳宜中考慮了片刻回答道，“此外正在朝野倡導與元重啟和議，效仿真宗皇帝以保江南安定，免遭兵火之禍。一旦小皇帝拒絕和議，我們便可再次上書罷黜小皇帝。”
“與權所說有理，但又如何罷去文履善的相位呢？”留夢炎暗自好笑，當年自己出使瓊州，小皇帝才幾歲就已經監國，楊太後諸事不問。十餘年的經營朝廷上下早已如鐵桶一般，即使楊太後有意換掉小皇帝隻怕也難以達成，而民意這東西隻不過是塊遮羞布，誰都可以拿過來用一下，屁用沒有。所謂看破不說破，還是整倒文天祥比較靠譜些，他們鬧些亂子對自己也有利無害，他便轉而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