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馬專政期間，世榮以賄賂進用，為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後，元廷之臣諱言財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財政需求。於是，總製院使桑哥“薦盧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中國的官僚，從來不乏搜刮有術之輩。主意很快就有了，無外乎還是那三大法寶，第一，鐵鹽官營，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緡錢。
不過盧世榮做的更絕，其所言的“理財”諸法，主要是進一步加大官營（如酒、鐵、海外貿易）或官商合營，而官取其利之大部。改革鈔法，重新實施括銅鑄至元鈔，及製綾券，與鈔參行。限製海外貿易，推行官本船。建立常平倉，穩定物價。這些措施有不少確是“裁抑權勢侵利”，欲奪之歸於政府，但不可否認同時也有過分征斂之處。
在趙昺看來，盧世榮的經濟計劃卻更像是曆代專賣之法與王安石的變法的大雜燴，多數政策都是炒冷飯，並沒有多少創新。且其政策的基礎是理財，而不是生財。也就是說實際上社會並沒有創造出更多的剩餘價值，其不過是將本應由皇室貴族及商賈所得的資產強行收歸國庫，創造出虛假的增長。而這種飲鴆止渴的財政政策對國家損害是極大的。
這當然不是趙昺妄言，而是有曆史教訓的。漢武帝數次征討匈奴，四代人攢的家底讓劉徹一下子就給糟蹋光了，為了支撐龐大的軍費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以獲取更多的金錢完成自己的偉業。漢武帝之前，鐵鹽包括鑄錢，都可以私營。民間可以煮鹽、打鐵買賣農具甚至兵器，當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許，還可以開采銅礦，開爐鑄錢。
現在，這些個掙大錢的事業，都被官家包了。鹽的質次價高，反正你也得買，不買沒鹽吃。至於鐵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隻有官家一個渠道，買回來的家夥不好使，隻好將就。這樣一來，國家資本主義告成，錢都直接給刮到官家的府庫去了。
酒業原本也是打算國家經營的，但酒這東西，不像鹽鐵，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營酒業造的酒，質量太差，會沒有人買的，沒法強迫消費。所以，隻能放給民間經營，但是，國家強征酒租，這就是酒榷。這一項，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國家對於商業活動，是征稅的。但是，這樣的稅，無論怎樣提高，此時都不能讓皇帝滿意了。於是開征算緡錢。所謂的緡，就是串錢的絲製繩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緡一算，也就是二十千，兩萬。算緡，是針對不動產的，多少房子，多少馬匹，多少車輛征一算，政府規定好，讓百姓自己去繳納。
當然，百姓不傻，誰會主動繳納呢？但官府有招兒。它規定如果誰不繳納，或者少報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發，告了以後，官府就可以把這家的全部財產沒收，分給告發者一半。當時執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縣，專辦算緡之事。
於是告緡者遍天下，中產之家，沒有漏網的。告人的，得來的不義之財，轉眼也被人告。一時間，單告緡一項，朝廷得民財數以億計，沒入的奴婢以千萬數，田產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頃。告緡，即告發人們匿財不報，一時間成了比鐵鹽官營還要生財的羅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財產就是那些財產，羅掘一空，以後也就沒了。所以，這樣的財政措施，隻能是竭澤而漁。水幹，開始有大量的魚，而後，魚也就沒了。於民爭利，搶奪民財，利也就沒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後，漢朝進入了好長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漢宣帝時，改弦易轍，才稍稍恢複元氣。
因此趙昺對於盧世榮的推出的經濟改革並不看好，想當年王安石變法是在神宗皇帝的強力支持下推行的，但是仍然阻力重重，導致朝政不斷，幾度換相。雖一度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可神宗一死便無果而終，卻引發了持續十數年的黨爭，經濟難以複蘇，全仗蔡京搜刮有術才勉力維持，導致國家腐敗，民不聊生，可以說是令宋走向衰亡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