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子監初設於隨朝，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其具備了兩種功能，一是國家管理機關的功能，二是國家最高學府的功能。國子學的設立相對於“太學”而言，除了是國家傳授經義的最高學府外，更多的承擔了國家教育管理的職能。
同時國子監與太學也可互稱，“國子監”出現後，“學”與“監”不同的含義說明了二者在承擔兩種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學”是傳授知識，指向教育和最高學府的功能；“監”是督查監管，指向國家教育管理的功能。所以經常用太學來指代國子監。
宋時的太學體製比較完整，從八品以下的官員子弟和平民的優秀子弟當中招收，慶曆年間，內舍生由太學供及飲食，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寄宿生。然而這些學生大多是學籍掛靠在國子監，卻不現身上課，隻有老師住在監內，國子監於是淪為單純的考試場所。每逢解試期，國子監召集四方學子前來應試，優者選送。此時監內頗有人滿為患。迨考試終結，即雲消煙散，熱鬧一時，寂寞永久。
國子監成了有教育之名，無教育之實的機構。為了遏製這種離譜的現象，後來規定監生必須上滿五百日課才有參加解試的資格，可惜實行沒多久就形同虛設了。那會兒除了國子監，當時還設有廣文、太學、律學三館—用來容納前來京師備考的各地學子，多時能有千餘人。但仍然是徒有虛名，沒考試時三館不過寥寥二三十人暫住其內，隻能算是國子監的補習學校。
神宗年間的變法則第二次成就了太學。王安石不僅對太學實行擴招，還改革了用人體製，實行“三舍法”。即將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類，其中上舍中成績優異者，可直接選拔為官。此舉蘊含的是養士取士之意，與戰國時期田齊的稷下學宮相仿。也可比作現在大學的預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到了元豐二年，太學已有八十齋，每齋五楹，可容納三十人；外舍兩千人，內舍生兩百人，上舍生僅百餘人。後來新法雖廢除，太學卻未見受影響。徽宗時期，恢複部分新法，將外舍生定額提高到三千人，內舍生六百人，上舍生二百人。除了太學的常規儒學教育之外，還設有醫學、律學、武學、算學、道學、書學和畫學。
武學生一百人，主攻兵法；律學生無定額，主要學習斷案和律令，案例和法條並重；算學生二百人，學習《九章》、曆法和天文；書學生兼學篆、隸、草三體，畫學生分為佛道、人物、山水等科；醫學生三百人，分作方脈科（內科）、針科、瘍科三科，每科均有一名教授帶領；道學生自是學習《道德經》、《莊子》等道家典籍了，與當時宋皇室崇尚道教不無關係。
按照現在的說法國子監就是現代的教育部及其名下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大宋國土淪陷國子監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行朝忙於奔命當然也不會去想著重建。但是其作為士人的最高學府，他們必然希望能夠恢複，趙昺明白士人在國家中的重要性，他們不僅承上啟下代表皇帝管理國家，維持著國家機器的運轉，還是文化的傳播者，基層百姓行為的引領者。
所以恢複國子監符合士人的利益，同樣也符合趙昺為代表的皇家利益。但是嚷嚷了半天，也任命相應的官員，擴建了府城文廟作為國子監的駐地，無奈學生太少了，因而現在基本上是空置，並沒有發揮作用。此次開科參加部試的落榜士子正好可以作為他們的第一批學生。
當前是戰時，辦學條件又不足，因而趙昺決定以‘學以致用用以促學’為宗旨辦學，國子監暫時隻恢複經學、律學、算學、醫學和武學這五科，這幾科都是當前最為需要的。而武學也相當重要，當前風氣之下讓士人入伍當兵還是件苦難的事情，可軍中又急需通曉軍務，精通戰略、戰役謀劃之才，且勘測、參謀、政工等專業都需要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人，正可借國子監培養一批軍中所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