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說的不錯，老夫也以為如此，若是重新調整階級，打破文武之界限，不僅有違祖宗之法，也會令士人不滿。若是強行推進，隻怕會引發朝廷震蕩。”應節嚴點點頭道。
“先生，吾以為此事雖會有阻力，但是當下戰事不斷，正是武人出力之時，若仍是一味打壓並不利於複國大業。而陛下使兵部主管軍政之事，樞密院則隻餘征戰之責，比之此前之法更善。”江璆隨後也說出兩人的分歧，顯然執支持的態度。
“宗保，你要知太祖和太宗以兩朝之力才得以扭轉武人專製之弊，保我大宋三百年未出現過前朝藩鎮之亂，雖有積弊，卻也並非如此……”應節嚴反駁道，可說著說著又沒音兒了，顯然也深知其中的弊端。
“兩位先生都是飽學之士，定知各朝興衰之故，曉得文武製衡知道。但也應知文武之分在漢之前並無其實，文臣領兵征戰，武人居於相位之事乃是平常之事；即便到唐，武人管理地方，士人領兵拓疆之事仍不絕於史。此兩朝雖毀於武臣作亂，卻也建立了漢唐盛世，直至我朝太祖深知其中之弊，才使得文武之間愈加疏遠……”既然說史，趙昺也便以此說起自己的觀點。
他知道兩宋是中國又一個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時期。它扭轉了唐末、五代百餘年中央政權衰落、社會混戰不休的局麵，使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又走上了一個高峰。“政事之原，莫大於官製”，宋代封建專製集權之所以能維持三百年之久，北宋前期奠定的行政管理體製，確實也起了莫大的作用。
通過發動軍事政變建立起來的趙宋王朝，為了穩定人心，減少舊勢力對新皇朝的威脅，太祖趙匡胤沒有去觸動後周的官僚機構;在太祖、太宗兩朝進行“先南後北”的統一戰爭過程中，同樣采取了“偽署並仍舊”的辦法。然而，這不過是策略而已。他們有懲於唐末、五代“君弱臣強”、“藩鎮割據”、“武臣擅權”的流弊，在舊機構旁增設新機構。
但那老兩位製定的官製，卻不是僅針對武人，士人也在防範之列。比如中書門下旁，又立三司;吏、兵部旁，另設審官東、西院、三班院、流內銓;刑部之旁，又建審刑院;太常寺旁，另建太常禮院;秘書省之側，另設三館秘閣，等等，以分割相權、省部寺監之權，既使留用的大批舊官員乾領俸祿、不能掌握實權，又使其互相牽掣，便於皇帝駕馭操縱。
同時為了打擊武人們的驕矜之心，宋廷還製定了種種限製武臣的製度，如對武官多設等級，責其邊功，非有奇功殊勳，無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員外郎各止於三轉，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轉。與此同時，有步驟地，用委派有才幹的省台寺監文臣京朝官，出任知州、知縣，以接管節度使、團練使等武臣所掌地方之權，“三歲一易，坐銷外重分列之勢”。而原坐鎮地方的武官職，則給予優厚的俸祿，削奪其事權，使其變成為武臣遷轉之貴階。
“陛下所言不錯，太祖當年以士人治天下，卻又削弱相權，壓製武人權力，確有獨樹皇權之意！”應節嚴不得不承認太祖在建國初年的國策，是以士人遏製武人，防止藩鎮割據重演。
“朕以為太祖此策乃是兩權相侵取其輕，並非是將武人至於人下，隻是仁宗之後的文風日盛，武人地位日趨人下，行以文馭武之策。結果對契丹、西夏之戰及此後的對金、蒙的作戰中鮮有勝績，這其中緣故想兩位先生也知……”趙昺言道。
他以試以宋真宗與仁宗之際為界將北宋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就樞府武職出身者地位的變遷狀況，對前後的政策進行比較分析。後期的官製對武人已經日趨嚴苛，假若一個士兵積戰功升遷，那麼他不會因為身份的轉變而影響別人對他的歧視。另類的王德用和狄青，其在樞密院的遭遇幾與以往馬知節、曹瑋的結局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