咎犯在城濮打了勝仗，而雍季卻無半點功勞，但到論功行賞時，雍季首先得到賞賜，而咎犯隻得到安撫，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雍季說的話中有它可貴之處。“義”，正是天下所賞識、珍貴的東西，所以說句句話管用，不如瞅準勢頭，摸透人的心意然後謹慎行事。
有時候沒有功勞卻先得到薦舉，有時候有功勞卻後得到賞賜。怎麼說明這點呢？以前晉文公要在城濮和楚軍交戰，文公征詢咎犯的意見，問咎犯：“這仗該怎樣打？”咎犯說：“如果是做仁義的事，那就不該討厭忠誠守信用；如果是和敵軍開戰，那最好是兵不厭詐。現在既然是和楚軍交戰，君王你就隻管使用欺詐就可。”文王辭別咎犯後，又去請教雍季，雍季回答說：“放火來焚燒山林，盡管暫時能打獲到很多野獸，但是最終會到無獸可獵的地步；用欺詐手段對付人，雖然一時能獲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後一定會無利可圖。所以君王還是正大光明行事為好。”文王沒有聽從雍季的話，而是采納了咎犯的計策，和楚軍開戰時用計大敗楚軍。回國以後，嘉獎有功人員，首先是獎賞雍季，然後才獎賞咎犯。這時晉文公身邊的人就說了：“我們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戰中獲勝，靠的是咎犯的計策。君王論功行賞為何將雍季放在最前麵，這是為什麼？”文公回答說：“咎犯的詐術，隻是權宜之計，適用於一時戰爭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觀點，則是符合長遠的利益，我怎麼能隻看重權宜之計而輕視長遠利益呢？”還有一事例，智伯率領韓、魏兩家攻打趙家，包圍了晉陽城，並挖開晉水灌淹晉陽城，導致城中的軍民爬上樹來避水，懸掛著鍋來燒飯。這時趙襄子找張孟談商量：“晉陽城裏人力已經耗盡，糧食也十分缺乏，官兵們也缺醫少藥，你看如何是好？”張孟談說：“國家麵臨危亡而不能保全它，那真的是算白養了我們這批謀士了。現在讓我偷偷試著涉水出城，去會會魏、韓二家君王，是否有可能搞個協議共同對付智伯。”於是張孟談暗中出城會見魏、韓兩君王，勸說道：“人們常說：唇亡齒寒。今天智伯脅迫你們兩家來攻伐我們趙家，眼看趙家保不住。可是按智伯的個性，趙家一滅亡，他就非得挨個地來收拾你們兩家。所以現在假若我們不共同想法對付智伯的話，災難也就很快要落到你們兩家頭上了。”韓、魏兩家君王說：“智伯這個人，暴戾驕橫而少恩寡情。我們的計謀如果泄露，事情就壞了，這如何是好？”張孟談馬上說：“話從二位君王口中出，進是進入到我的耳中，誰還會知道？再說，處境一樣、情況相同、利益一致的人應該互相成全、生死與共。請二君王仔細考慮吧！”於是韓、魏二君王與張孟談謀劃商定舉事日期，並約定其他事項。張孟談隨即潛回城裏向趙襄子回報。到了約定的日期，趁著黑暗，趙襄子派人殺了看守堤防的官兵，挖開大堤使水倒灌進智伯的軍營，智伯軍隊一片慌亂，連忙堵水。這時韓軍和魏軍從兩翼攻打過來，趙襄子又率軍隊從正麵出擊，將智伯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智伯也被殺死，又將智伯的封地一分為三，從此晉國也就分為韓、魏、趙三國。等到勝利凱旋歸來，趙襄子獎賞有功人員時，最先受獎賞的是高赫。大臣們提出問題：“晉陽之所以能保住，全仗張孟談的功勞。可現在卻是高赫獲首賞，這是什麼緣故？”趙襄子回答：“當晉陽被圍困的時候，我的國家危難的時候，眾多大臣很少不對我流露出輕侮驕傲的神情，唯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禮節，所以我首先獎賞他。”由此看來，“義”才是做人的根本。即使戰勝敵人，挽救國家，也比不上施行忠義來得高貴。所以《老子》說：“美好的言辭可以博得尊重，美好的德行可以超越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