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雙城記》
1998年的寧城，夏。
時任市公安局副隊長的蔣宏偉在接到目擊者的電話時，窗外正下著瓢潑大雨。
“就在楊家村村嶴那兒……附近，附近有個小賣部……現場沒看見小孩兒，但我看見一個約摸五十歲的女人給了那人錢了，厚厚的一整遝……而且那人看著挺像報紙上登著的那個……”
電話那頭似乎是信號不好，因而蔣宏偉聽得斷斷續續的。
但是這並不妨礙蔣宏偉在自動地過濾掉那嘶嘶的電流聲和雨水砸在窗戶上發出的劈裏啪啦聲，唰唰地記下對方所說的有用信息。
“蔣隊，咱真去啊？”最近剛調來寧城公安局的一個實習新人問。
那人似有不滿地說：“對方就一路過那村子的大學生能知道什麼埃指不定是村子裏的那倆人認識，在借錢還錢的情況。更何況這會兒外頭雨大的要命，就算那拐賣犯真要出手也不至於選這麼個時候……”
隻是那位新人在看清蔣宏偉臉上的豎著兩道鷹眉的怒色之後就自動地噤聲了。
他像個膽小的鵪鶉似的立馬改口，匆匆地說他這會兒就去調車。
楊家村離寧城市公安局挺遠的。
一個在城東，一個在城西邊郊，以至於蔣宏偉他們足足開了一個半鍾頭才到。
蔣宏偉領著人下車的時候，那個衣衫單薄的大學生還在小賣部附近的公共電話亭裏哆哆嗦嗦地等他們。
對方在眼看著他們走近了之後才鬆了一口氣，繪聲繪色地給他們又講了一遍情況。
“我是來這附近做期末調研的，剛巧想找個地方避雨，就看見了那人和一個看起來大概五十歲的女的在那個拐角處交頭。”
那人說著，給蔣宏偉他們指了個方位。
視線所及，是一個已然爬了不少青苔的石板房。
“然後我就看見那個女人從一個黑色袋子裏掏出來厚厚一遝錢，那人粗略點了一下就之後就塞進了背包裏。”
“是一個土黃色的登山包，不過看起來挺舊的。”那人說。
蔣宏偉沉著嗓子“嗯”了一聲，抬眼問他：“你沒先跟鎮上的公安局聯係？”
“當然聯係了。”那人忙不迭地接話，嘟嘟囔囔道，“就是不知道他們是搞包庇還是別的什麼，這麼大的雨，居然讓我這會兒去鎮上做筆錄……且不說我是一個外地人知不知道警局在哪兒，光是等我淋到那兒，那位估計都早就跑沒影了。”
跟在蔣宏偉身邊的新人暗自腹誹，心說難道現在拐賣犯沒跑嗎？
一個半鍾，假使對方有車的話，這會兒大概都已經駛離城際高速了。他如是想著。
隻是蔣宏偉不說話，他也不敢開口。
蔣宏偉最終也隻是回答了一句“知道了”。
他思忖著就這個傾盆大雨的情況，要一下子找到那個罪犯也夠嗆。
如果他眼前的這個青年說的情況屬實的話，那麼還是得從那個買家身上下手。
於是蔣宏偉衝著那個見義勇為，敢於舉報的年輕人道：“麻煩你跟著我們指認一下那位婦女，事後我們會把你送回你的暫時住所的。”
那位擺擺手，沒怎麼遲疑地點頭了。
“我就猜你們要問，所以還特意記了一下那個女的是往哪個方向走的。就一直往前，走到底了然後再左拐，再然後就不知道了。”
他說，“不過我目測她大概就一米五多點兒，穿著一件花襯衫，一條黑色水褲，一雙繡了花的鞋，理著個齊耳短發，頭發中間還摻著白頭發……”
蔣宏偉照著對方的說辭和村上的人打聽了。
說來也奇怪，圍在村口的小賣部裏打麻將的人第一反應不是讓他描述地再仔細一點，而是頗為警覺地問他打聽這個幹什麼。
在蔣宏偉亮出了警官證之後，原本還饒有興致地在看打麻將的人那幫子人便作鳥獸散地走了大半。
就連原本坐在桌上，眼看著就快要贏牌了的人也借口忽然想起來家裏還有事而腳底抹油地溜走了。
一轉眼，那張桌子上就剩下了被蔣宏偉按著肩膀的那位。
那位支支吾吾地躊躇了一會兒，期間往小賣部老板那兒飛了不知道多少個眼神。
他在終於意識到沒人會來解救他的時候才慢吞吞地開口道：“就，我們這個村穿成這樣的中年婦女也挺多的，光憑警官你一個描述，我哪能知道是誰。”
蔣宏偉對此沉下聲音，一字一句道：“現在的情況是有目擊證人說這位女士在兩個小時以前，就在這附近，疑似和警方通緝的一個拐賣犯進行了交易。”
蔣宏偉搭在那人肩膀上的手不動聲色地用了點力，繼續說：“假使這件事屬實的話，她就是觸犯了法律的。而你們這些人知而不言的行為則將被視為包庇。況且你們這看上去大小也能算是個聚眾賭博了，少則罰款，多則逮進去關三五個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