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在印度的表現是有原因的。也的第七師從來就不是嫡係部隊，從中央拿到的待遇自然也提不上台麵，但是他同時又肩負著靖邊的任務，總參也不能既讓段祺瑞跑又不給他吃草，反正葉知秋也地方各省的控製力不行，幹脆就允許段祺瑞在雲貴兩地征收邊稅。
實際上段祺瑞要養軍，當然不能光靠收稅過日子，當初第十二師的侯碩就曾經通過他買過英國步槍。
正是因為有這種經曆，所以段祺瑞在吳畏上台後做事一直謹慎小心，生怕被他抓住小辮子新帳舊帳一起算。
再加上他又有股文人的性子，比較看重名聲，總想著開疆拓土，打著將印度納入共和國版圖的主意，所以才會在印度占領區采取懷柔的政策，沒想到反而讓吳畏非常惱火。
王啟年和藍曉田就完全不同了。這兩個人既然肯重新出山，心裏對吳畏自然是毫無芥蒂。但是兩個人改朝換代的意圖已經破滅了，對於回國的前程和身後的名聲就沒那麼看重，所以雖然重回戰場手握重兵，但是也就僅限於如何更好的完成任務，並不會分心為自己謀劃。
所謂無欲則圖，兩個人不為自己打算，自然就可以對現在的戰場看得更清楚。再加上藍曉田眼光極高，當初連顧雨這個頂頭上司都看不到眼裏，對於印度人民的素質自然更加深惡痛絕。在他給吳畏的報告當中明確指出這塊地方有價值的隻有土地，如果一定要搭上人口的話，那麼不要也罷。
既然思路一致，吳畏當然立刻就批準了兩個人的報告，但是卻否決了藍曉田提出在種姓問題上做文章的建議。
他在給王、藍兩個人的秘信中指出，印度的種姓製度由來已久，已經形成了穩固的階層和利益群體，要改變這種現狀需要付出的代價太大，不如另辟蹊徑，從民族問題上做文章。
在這封秘信當中，吳畏給出了一些指導意見，包括促進印度各民族自治；保證少數民族參政議政的權利；教育資源有目地的向少數民族傾斜；對少數民族素質沒有達到主體民族水平之前，放寬對少數民族的法製要求，少抓人少處罰放寬量刑標準等等。
同時還要求印度占領軍當局大力支持印度民族的發掘工作，本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原則，幫助已被同化的民族恢複本來身份，包括但不限於幫助印度種族人民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字和語言。
王啟年和藍曉田接到這封秘信後，相顧無言，都覺得吳畏此人心機深不可測，處亂世可謂妖人，處治世則謂人妖。
吳畏提出的指導意見當然不可能直接下發執行，所以王、藍二人又經過深入研究細化，製定出《關於印度民族自治暫行辦法》，開始在印度全境推行。
由於在這份文件當中，軍管當局對於民族自治給予了大量的優惠政策，讓很多對自己處境不滿的婆羅門和刹帝利看到了希望，於是很快就在印度大陸上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
雖然這次運動一度曾經被印度地方領主視為威脅而遭到武力鎮壓，但是在占領軍當局迅速介入後，大部分領主開始轉為主動推動民族建立，絞盡腦汁為自己治下的地區發掘少數民族。
在占領軍當局的放縱下，印度大陸的民族數量以爆炸般的速度增加，大多數時候，隻需要收集十個人以上的名字並且編造出一個用於登記的民族名稱，就可以在當局備案，並且獲得一塊地盤用以自治。占領軍當局默認大的地方領主繼續管轄自己傳統領地的少數民族，並享有這些民族享有的權利，條件是這些領主必須是自己領地當中某一個民族的成員。
在這個過程當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大量衝突，隻要確保不會把第三方卷入進去，占領軍當局一律不幹涉當地民族內政。隨之流血衝突的增多，很多本來從屬於同一領主的民族之間也開始出現裂痕，各民族忙於內鬥，對一直堅持主持公道的占領軍當局越發順從。
到一九四零年，共和國徹底退出印度大陸時，印度大陸已經擁有五百六十多個民族，並且在一九二零前後就已經自豪的宣稱消滅了造成了印度人民沉重災難的主體民族，實現了五百六十個民族大團圓。
因為要確保各民族享有參政議政的權利，所以在印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中，席位並不是按照人口劃分的，而是按照一個民族一個席位的原則分配。這直接導致了從一九四零年國大開使工作到一九四五年的五年間，印度國大沒能通過任何一項全國項的議案。
當然這些就和共和國沒什麼關係了。作為一力打造出這種局麵的共和國領導人們，他們給予了印度人民充分的自由和民主，讓恒河流域的人民沐浴在現代文明的光輝當中，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之後，悄然退出了這片土地，隻流傳下無私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