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火車不是推的
我出生時的嘹亮哭聲沒有給1976年那個寒冷的冬季帶來一絲歡樂，我出生後連續三天大哭不止，老爸曾建國啪地給了我一巴掌，說都是這個小王八蛋哭哭哭，讓咱們最尊敬的周總理都逝世了。我莫名其妙地看著他，這個武昌汽修二廠的6級鉗工五大三粗，正紅著眼在掉眼淚。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掉眼淚，後來即使是爺爺曾鐵匠去世他也沒有這樣哭過，還笑嗬嗬地招呼他的一幫朋友們打牌到天亮，真是不孝之至。
我生於那一年的元月五日，而偉大的周總理卻於3天後與世長辭，全國人民為之悲慟欲絕，我也哇哇大哭，以示對曾建國的不滿。那年曾建國30歲，按照當時的說法也算是老來得子，本來應該是非常高興的事，但是小小的我怎麼能與偉人辭世相提並論？周總理與世長辭其實與我毫無關係，但是半文盲的曾建國隻知道我每天與他爭奶吃，他此後便以欺負我為樂，動不動就罵我小王八蛋，那麼稍微有一點邏輯知識的都知道他是什麼了。
曾建國給我起名曾繼來，以紀念偉大的周總理。
曾建國在29歲高齡才娶了國棉五廠的紡織女工周紅梅為妻，從而結束了他的手淫生涯，以發現新大陸般的熱情日夜耕耘。那時他們的新房在龜山腳下京廣鐵路邊的一處民房中，室後兩米處就是時時呼嘯而過的火車，那時的火車都是蒸汽機車，往往從武昌站出發的車到了大東門速度還上不來，一路上“撲哧、撲哧”地緩緩而行，等快到了大橋才開始加速，一聲長笛悠然震九州地呼啦前行，曾建國對經過的火車熟悉得很，他便感覺自己也如火車一樣雄渾有力，隨著鏗鏘鐵輪起伏有致。他常問周紅梅到站了嗎。周紅梅總會說還差一點，曾建國就咣咣地提速衝刺，他們總能在過往火車的雄渾汽笛聲中達到和諧統一——這也是他們平庸的婚姻生活中唯一能達到和諧統一的時刻。而我就在他們不知道哪一次的到站遊戲中誕生了，可惜的是由於種劣地薄，所以也注定了我日後的平庸。
曾建國是個大嘴，愛在車間向工友們吹牛，人送外號曾牛B。有一次他將火車笛聲的玄妙講給高得富聽，高得富哈哈大笑，此後，人們又送外號給曾建國——曾車頭，此與曾牛B有異曲同工之妙，即意言簡意賅地濃縮了“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這句俗語。這充分說明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人們還送外號我媽媽叫“周到站”。
高得富有2個兒子，一個女兒，但是他們的所有精華都隻給了第2個兒子高啟，高啟從小就長得比別的小孩快些，這家夥隻比我大1歲，卻高我十幾厘米，而我則可能是因為種子不良的原因，從小就長得跟豆芽菜似的，曾建國每次看到高啟回來就要左右端詳我半天，又自己對著鏡子照半天然後對著周紅梅說：“這是我的兒子嗎？你看我長得多結實，跟橋墩似的，這家夥怎麼長得像你們廠的趙禿子？瘦不拉嘰的風都吹得跑？”
周紅梅多半會鄙夷地對他冷笑一聲，並不否認這個假設，說誰讓你沒屁用讓自己的地給別人種了呢。曾建國就會找一個由頭罵我：小王八蛋過來，讓老子看看像不像我。然後他會自找台階下說哈哈，眼睛長得還是像我的，雙眼皮，多迷人啊，以後跟老子多找幾個媳婦回來。曾建國的假設是有一定道理的，趙禿頭是國棉五廠6車間的車間主任，戴著厚得跟瓶底似的大黑框眼鏡，甚為稀奇的是：我在3歲時看他的眼鏡框是用一塊膠布纏著的，到我23歲時他死了，那眼鏡框還是用膠布纏著。但總體而言他是屬於比較有文化的那一種人，其一向對周紅梅關愛有加，讓曾建國很是吃醋。曾建國對領導有一種天生的畏懼心理，因此他對此無可奈何。
我5歲時終於搬到了樓房上住了，這是周紅梅她們廠給分的一套一居室，據說也是托趙禿頭的福。曾建國當仁不讓地占據了一室，而將我趕到外邊小廳中安了一張小床。他給自己安上了一張他自己親手用50號三角鐵做的大鐵床，1998年我們搬家時我請了8個人才將這張床抬出去，這也是曾建國給我留下的唯一珍貴遺產。
二，高啟的小雞雞
我新搬的這個地方位於胭脂路向左一條巷子裏，他們叫這條破巷“候補街”。出巷右拐300米就是糧道街，再向前就民主路。我們住的這幢樓隻有4層，人們都在過道上燒飯做菜，每天早上家家生爐子就如同樓房著火了，或者發生了一場殘酷的戰爭，我們得小心地穿過由鍋碗瓢盆組成的雷區。
在這裏我也交上了新朋友——高啟和王婷。
高啟就是高得富的第二個兒子，跟我一起玩的時候總是讓我喊他哥哥，我不喊，他就打我，我打不過他，他將我強行壓在身下，問我喊不喊，我倔強如一個地下黨人，高呼老子就是不喊，他對此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