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的國度有很多的偏遠的且貧窮的農村。有很多的過著貧窮日子的農民。農村,因為偏遠,所以貧窮。偏是不正的意思,遠,自然就是不近的意思。既偏又遠的地方,當然很多都是鄉下的地方了。不僅我的國度是這樣的,大概全世界的國家都是如此吧。不但我的國度裏的既偏又遠的地方貧窮落後,其他國度的同樣的地方也是同樣的吧。
村不近城,自然距離文明就遠。盡管城市不論其多大,她的起點都是村兒,但由村兒發展壯大起來的城市,卻自然而然地代表了先進的發展,積累了更高的文明。大概,如果地球上的每個國度都是由數不清的村兒組成的的話,那麼,人類自然地還在落後的自給自足的農耕時代吧?然而,世界自然地進步到了工業文明,大概村兒就自然地變成了城市了吧?城市的文明自然地就高於農村兒文明了吧?
不信?你且抬眼一看,那疾馳的列車不就是比慢騰騰的拖拉機更快些嗎?哪怕隻是快那麼一點點呢?隻快一點點也是快,不是嗎?
難怪地,即便村兒裏長大的娃兒些也自然而然地進了城了。進城了,好處多多的。不進城,壞處多多的。有些娃兒,是在村裏出生的,卻是進了城長大的。他們熱愛著城市,城市用她的好處吸引著千千萬萬的娃兒。不管出生在哪裏,進城,好像是他們的歸宿。那些忙碌夾雜著嘈雜的汽笛聲的鋼筋叢林,從來就有無與倫比的引力,對農村孩子們來講,這種引力是無窮的,是無與倫比的。盡管那裏有喧鬧,有欺騙,有冷眼,但那裏有更高的文明,更多的財富,更多的自由。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一個西部省份的一個偏遠山區的紮霍村。高中沒有畢業的父親最喜歡談我家族的曆史,據他說,我的先祖是在前清康熙年間從山東大槐樹低下遷居到此的羋姓,他們經邯鄲鄭州洛陽蘭州天水輾轉到了文州縣,在文州縣生存幾代後,其中一支遷居文州縣石雞鄉的朱坪村。再後來,我曾祖父的曾祖父帶著他的兒子五人到了紮霍村。紮霍村在朱坪村的一座山上,據說,遷居此地並非躲避戰亂,而是食不果腹,需要開墾新荒。開始時,沒有房子,是挖窯洞住。那些被廢棄的窯洞,我曾經拜訪過。矮小,不如陝北的窯洞寬敞,潮濕,不及陝北的窯洞幹燥,無門無窗,也不能冬暖夏涼,頂多算是洞穴。我的祖先和同時遷居於此的別姓人的祖先,都是在這裏“穴居”的。他們住在這裏,大概都是墾荒方便。不用每天長途跋涉。這樣的洞穴,他們可以棲眠,可以躲雨,還可以防野獸攻擊。先人們還是有些智慧的,原來,他們生存在野獸環伺的世界裏,也在大膽地創造自己的生活。當然,他們的創造也僅是簡單地粗放地種糧小麥、玉米、土豆等農作物。
一開始,他們把帶來的種子留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就撒在地裏,以待來年收成。收完了,就藏在不容易發黴變腐的地方。一部分用來解決口糧,另一部分就來年下種。如此循環往複。天亮了出工,天黑了收工,天下雨了休息,天晴了繼續出工。
積攢了糧食多了,他們懂得了開始改造自己的“房子”。逐步地,他們先是修了茅草房,然後從洞穴裏邊遷了出來。毛草房開始使用木料作為建築材料,選址要避風,平整,光線好,免得毛草被大風刮跑,下雨了還可以再曬幹毛草,避免被雨淋而腐朽。選址好了,要做一個木架子作為房屋主結構,木架子要兩灑水,兩邊同長,坐北朝南。整體呈三角形結構,因為三角形更穩定,三角形的架子大多數都是九根木頭做成,四根斜立在地上,兩兩一組交叉而立形成斜梁,一根搭在頂上,就是大梁,大梁要挑通身均勻且較重的木頭,以較大的鬆木或者柏木最佳,大梁壓頂,架子必穩。另外四根木頭,在四周一圈固定在斜梁立地一頭,稱為輔腳,保證房架穩固。然後根據梁柱的承受能力,挑選大小均勻,長短適宜的小木頭,作為椽子,一頭固定在大梁,一頭固定在輔腳,椽子間隔一米二三,和斜梁形成一個平麵。然後根據椽子間隔大小和毛草長短,以與椽子垂直方向從屋脊向下鋪墊一層木棍並與椽子固定,之後,木棍上鋪墊毛草並於木棍固定,而後,毛草上再鋪一層木棍並於毛草固定用以壓住毛草,以防被大風刮飛。
就這樣,他們居然在與自然的鬥爭中過了很多年。在這裏生息繁衍,過了一代又一代。直至我的曾祖父一代。
自曾祖父一代開始,我的先人們開始修建土棚房,從茅草房住進了土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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