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歲之前，我叫金星。
除了太陽和月亮，冬日裏夜空中最亮的一顆星星。這是母親告訴我的。
她還說，這個名字是我還在她肚子裏的時候，她給我取的。你們看，她給我這個名字的時候，對我有多麼大而美好的期待啊。以至後來的後來，我總是羞於告訴別人我這個隱藏的名字，並不是因為它聽上去有些土有些怪，而是我始終認為我無法實現母親對我的這種近乎莫名固執的願望。
這個世界上，誰都可以成為那顆最亮的星星，除了我。
那顆最亮的星星可以是任何一個人，但絕對不會是我。
在我的印象裏，母親和廟兒頂的任何一個女人都不同。
說到這裏，我可以說說我出生的小山村。它有個有趣的名字——廟兒頂。直到現在我也不甚清楚這三個字的意思，隻是從小村子裏的人就是這樣叫它的，帶著我們那特有的口音和奇異的語調。沒有人會刨根問底地追究為什麼它叫做這個名字，就像村裏沒有人會過問我名字的來由和它所包含的這樣的一個美好的願望。那麼小的我，也就甘願跟隨村子裏老人的喊法，廟兒頂，廟兒頂的叫著。
其實我對於廟兒頂的很多事物的印象都已經很模糊了。照理說，十二年的時間，足以讓一個智力尚可的孩子記住一個簡單破敗的山村。可我，嚐試過用盡了力氣，也隻能是朦朦朧朧地想到一些個支離破碎的片段。比如，我倒是很肯定廟兒頂的山真的很高很高。如果你站在村口的泥地上，直視遠方，隻需直視遠方，你就能看到那種隻能在動物頻道裏才會出現的巍峨雄偉。小時候的金星，就喜歡那樣站在村口，無神地凝望著遠處一排比一排高的深綠色。那些綠色，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慢慢染色我的眼睛，吞噬我的靈魂。甚至連我的夢裏，都曾是那些鬱鬱蔥蔥的大樹堆積起來的一座大山。當我第一次從村裏簡陋的小學課堂上，那個連普通話都說的變扭的老師口裏學到了“世界”這個詞之後，我就更加著迷地站在村口望著那座山。我看著它，想著山的後麵甚至更後麵的世界是什麼樣子。隻不過，那時候的我知道，這些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也隻能停留在想的階段了。我是無論如何不會離開這個山村的，不光因為它是我的家，更因為這裏有我的母親。
啊，對了！我的母親。她的確和這個山村，和這裏的人格格不入。廟兒頂的女人，中日埋首於農田裏的活，忙活著各自家裏的那點小事情。有時候興致所至，也是會聊些鄰裏間的雞毛蒜皮：誰誰誰家的雞被誰誰誰家的黃狗咬死了，誰誰誰家的兒媳婦給婆婆臉色瞧了，誰誰誰家的男人今年又沒有寄錢回家過年了諸如此類。我的眼裏，那些女人都是黑黑的皮膚，說話時露著黃的像茶漬的牙齒，嗓門大的像村裏拖拉機突突突的聲音，讓人煩躁的很。可是，我的母親全然不是這樣的女人。她皮膚像電視裏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那樣白嫩較好，說話溫柔但卻帶著堅毅。她也沒有廟兒頂村的鄉土口音，說起話來字正腔圓，文縐縐的，像書上鳥兒唱歌那樣動聽（這是小金星唯一能想到的比喻）。那時候，整個村子裏，除了村長家裏，隻有我家有一台電視機。雖然隻能收到中央電視台為數不多的頻道，但是，我還是從電視台主持人的說話裏執拗的認為我的母親和她們才是一類人。這種話，我曾經和村子裏其他孩子說過。可想而知，換來的是嬉笑和不以為然。桂花——我們村裏最伶牙俐齒，尖酸刻薄的小女孩聽了我的見解，曾經皺著難看的像肉圓一樣的鼻子，哼哼著對我說，金星，你別吹牛了！你娘連你爹是誰都講不清楚，還城裏人！我娘說了，她還不如我家的草雞！我家的草雞都知道下個蛋是誰的娃！你就是個小野種，小野種你知道不？就是不知道從哪裏來的小孩！
那是我第一次推到一個比我還大很多的孩子。我憤怒的攥著小拳頭，咬著牙齒，汗從額角留下來，說不出一句話。隻是本能的，下意識的做了“推倒”她的動作。掛花就坐在泥裏，放聲大嚎，像殺豬一樣。她全身髒兮兮的，指著我惡狠狠地詛咒。那時候我就那樣站著，下巴抬的高高的，用眼珠子瞄著她，覺得她長的真是難看極了。事後，掛花的母親和他男人趾高氣昂的坐在我家的木頭椅子上，口沫橫飛的數落著我的母親。我永遠記得我母親皺著的眉頭和嘴角勉強的微笑形成的矛盾而變形的臉。他們走後，母親便不和我說話，甚至不看我，隻是坐在炕上，頭靠著冰冷的磚牆，一聲聲的歎氣。那歎氣的聲音，刺痛著我還不成熟，不明朗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