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幣雲門舞集和韓舞麟
接近歲末，遇到兩件快事。一是經過台灣同行們的熱心奔走，我赴台的心願即將實現；二是“雲門舞集”在京滬演出“新傳”，引起轟動。兩件事接踵而來，使我更信宿命論。並覺得曆史運行自有其軌道和速度，興衰分合，常出乎人們意料。
數年前我在香港時，施叔青熱心的把我一篇小說拿到台灣“中國時報”上發表了，她問我：“稿費要什麼錢？要美元還是港幣”？我說：“要新台幣”。她奇怪地說：“你要它怎麼用”？我說：“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到台灣去，總會有用到新台幣的時候！”她笑著罵了我一句廣東話：“氣性！”也就是精神病。我一笑。本來我就沒當真，在我心中去台灣不比上月球的機會多。
我看“雲門舞集”演“新傳”，是8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業文化、租界風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著祖傳的中國衣服跳紅綢舞，扭秧歌，令我激動流淚。閑幕後我隨詩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懷民先生。我說：“真可惜，這麼好的演出。我隻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們到大陸演出。在大陸你一定會找到知音。”林先生說：“我也想去大陸演出，誰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後來聽說因為經費困難“雲門舞集”停辦，林先生去了美國。我認為大陸觀眾永無機會再看到“新傳”，著實為此歎息了幾天。
兩件事情突然都成為事實，我懷疑地球的轉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台灣作家戲劇性地見麵，就像發生在昨天。
9年前，我去東京參加國際書會。臨行前聽說台灣作家也去參加，我好緊張。既不知該與他們怎樣相處，又很想和他們見麵交談，為我關切的兩件事尋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叫舞鳳、舞鶯，哥哥叫舞鷹。這一年大陸某雜誌發表一幅台灣畫家的油畫，署名是“韓舞麟”。同事指著這名字跟內子開玩笑說：“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隱瞞了台灣關係吧？”“*****”期間，有親屬在台灣者，有說不清的麻煩。她一聽嚇得連連搖頭說：“無冤無仇，這玩笑可開不得。”回家後她把此事講給家人聽，我嶽母聽了大驚。悄悄說：“你是有個堂兄叫舞麟呀！抗戰時二叔與你爸一同離家，途中失散，多年沒有消息。也許他們真到了台灣吧”？她就叫我見到台灣作家時打聽一下。
另一件事就帶點公事的味道了。70年代末我寫了篇小說叫《尋訪畫兒韓》發表在“人民日報”。不久舉行評獎，取得了預選資格，後來卻又被撤掉了。我找熟人打聽落榜原因，才知道(傳說)該作品有“抄襲之嫌”。我說抄襲之作敢登在《人民日報》上嗎？答曰“抄的是台灣作品。大陸人沒機會看到，故存僥幸之心”。“*****”中連偷聽海外廣播都要治罪，我把台灣作品抄來公開發表，這麻煩怕小不了。便深居簡出作聽候發落狀。誰知此後倒也再無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聽。朋友告訴我：“經過研究，認為你這些年被監督勞動，不會有機會讀到台灣書刊。這題材帶有傳奇性，兩岸都是中國人，聽到相同的傳說，寫成撞車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過為了省點麻煩，以不給獎為好……”我問是和誰的作品撞了車？那作品什麼名字，朋友說他也不知道。
這筆糊塗官司反引起我要讀台灣作品的興致。女作家韓秀來北京。聽我有些願望，送我一堆台灣小說，我才找到被我“抄襲”過的《紅絲鳳》。也才領悟了林海音、陳映真、朱西寧、餘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風采。讀林海音的作品像聽姐姐講往事，陳映真又使我進入了一個即相似又陌生的環境，而朱西寧和司馬中原，頗有一見如故，似曾相識之感。最大的收獲是我不再為“抄襲之嫌”感到委屆，因為我發現兩岸作品，不論是內容上、寫法上，以至某種心態上，有“抄襲嫌疑”者，絕非惟我一家。一個祖宗的子孫，一個科班的徒弟，許多思維模式，觀念心態，措辭用語，甚至連弱點、毛病，也像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為此，我願有機會和台灣同行見麵，增長一些對台灣文學的了解。但真的有機會見麵了。卻又緊張起來。甚至有種說不明白的顧慮。
到達東京後，東道主舉行盛大招待會，歡迎全體客人。我就趁機會找台灣同行。在一片西裝革履，歐衫美裙，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膚一樣黃，要分辯出那一位來自台灣，得有點福爾摩斯的本事。正感絕望之際，遠處人影一閃，竟看到一件中國對襟小褂，在西裝堆裏鶴立雞群。這是台灣來客不會錯了，想前去打招呼卻又怕討沒趣，遲疑間就碰著了一位小姐後背，我忙用日語道歉，女士一笑，用標準國語說：“別客氣。”我聽了一愣，她又笑笑說：“我是華嚴。”久聞大名的華嚴就這麼突然出現在麵前，兩岸作家就這麼開始交談了？我還有點轉不過勁來。她看出我的窘相，指著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紹，鄧先生，這寫著呢。”這時，穿對襟小褂的朋友正湊了過來。華嚴向我介紹說：“這是羅青。”羅青的詩和畫我在一位美國外交官家見過，印象極佳。我說：“老遠看到這身褲褂，就知道是中國人，沒想到你就是羅青。”華嚴說：“你在遠處鄧先生就看見了，我就站在他身邊，他卻目中無人。”說得三人都笑起來，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慮和緊張就打消一半。
我跟羅青談得滿投緣，他約我第二天共進早餐。在餐桌上閑談起自己人之間的話題。羅青熱情真誠，沒有我那麼多疑慮，談到和大陸作家在海外相遇，發生過不不愉快的事時，他很動情的說：“在外國人眼中我們都是中國人。多一點商量少一點誤解和爭吵不好嗎，何必叫外國人看笑話？”他叫我原諒他的直爽，其實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動。回到房間，我和老作家柯靈談了我的看法：兩岸隔離太久，有點誤解難免，某些觀點不同也屬正常。但同胞之情高於歧見。應當以誠相待，求同存異，以和為貴。柯靈說：“我同意。大家見麵的機會難得，要互相多尊重。我們倆從自己做起好了。”
這天到金閣寺參觀，我正一個人順湖邊散步，後邊追上一個戴貝雷帽。叼著煙鬥的藝術家。他走近我身旁時問道……“你是鄧友梅先生吧？”我說：“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說：“我是王藍。羅青跟我談到了您。”我趕緊說：“我跟他打聽過你。我看過您畫龍點睛京劇人物，非常喜愛，跟關良是兩種風格。”他說：“謝謝。我看過名單上對您的介紹。原來您也是天津出生，咱們老鄉！”我說：“是嗎，您什麼時候離開天津的？”他說：“上完中學走的，我是究真中學的學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說：“有這麼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學走一個大門……”他也感到意外，高興的又裝上一袋煙，並問我：“你抽不抽煙？”我說：“以前抽，現在忌了。”他聽完大笑：“沒錯，就咱們天津人管戒煙叫忌煙！外邊人想冒充都辦不到。”我倆聊得熱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雲外。到看歌舞伎時產我幹脆隨他坐在台灣作家中間，沒有初見麵時那別扭勁了。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跟王藍談話引得我掉了淚。我問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畫家，跟您打聽個人知道嗎”？他說：“誰？”我說：“台灣有位畫家叫韓舞麟嗎？”他說：“韓舞麟，還算是我的學生呢，羅青也認識他廠我問：“他的原籍是不是揚州人？”他說：“好像是的。”我說：“他父母都健在嗎？”他說：“他健在。對了，他家是揚州人。父親是位美術教員。母親是演員，現在還常常拍電視劇呢。”我壓低聲音說：“這麼說，他確是我的內堂兄了，你回台灣替我傳個話，他伯母一直惦記著二叔全家，要我打聽他們的地址。我嶽父叫韓北屏，是位詩人，已經不在了，嶽母還健在……”王藍聽了很動情。回過頭對羅青說：“鄧先生是韓舞麟的妹夫，一定把這話帶回去……”
大概是先天的血緣情分總重於後天觀念形態吧。隨著會議進行，兩岸作家之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由隻點頭變為出聲寒暄，由應酬式的寒暄又變為較深入的談心。日本接待人員看在眼裏，接待方法就跟著變化。開始時每逢外出，他們都把兩岸作家分別請上兩輛車，惟恐碰到一起不便。後來卻專門騰出輛專車，笑嘻嘻抬手說：“中國作家，都上這一輛車吧。”
分手那天，王藍來到我的房間，送我一本畫冊。我把小說《煙壺)送他作紀念。我問他：“如果我選一些您的作品在大陸發表，你不反對吧7”他說：“當然可以，不過，不必說問過我吧。”他又一次對我說，見到舞麟會把他伯母一家的情形告訴他。
回北京後，我告訴嶽母二叔一家確實在台灣，二叔是教員，二嬸是演員，現在她還在拍電視劇。全家人聽了好幾天都處在喜悅興奮狀態中。
我把王藍的畫選出一組送到雜誌發表，並且寫了一篇介紹。(但沒說這畫是怎樣得到，更沒說我倆見過麵。那時還沒這麼大膽)。有一天。忽然有位長者找到我家，對我驗明正身後，便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問道：“你介紹的王藍是不是就是這個人？”我看了連說：“正是。”他說：“我是王藍的胞兄，在天津工作，看到文章，估計你見過了王藍，我來打聽一下他的近況……”輪到我說話時他是那樣神情專注，又用天津鄉音打聽我和王藍相會的細節，那種手足之親，關切之情令我難忘。
大概是從這開始，我對兩岸文學界交流熱心起來。凡這方麵有事找到我，搖旗呐喊也罷，站腳助威也行，都願盡一份炎黃子孫的責任。這一作也才知道自己還非最先覺悟者，熱心此事的作家，兩岸都大有人在。在談到促進兩岸交流，加深了解，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振興民族文化時，有時是很難分辨出誰來自海峽的哪一側。
我終於踏上美麗、親切的台島了。我知道在促成此行過程中，台灣的朋友、同行、兄弟姐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勞力。但我不想用“謝”字來衝淡同胞之情手足之義。我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幸運和自豪，因為世界終究還是按我們意誌變得更可親可愛了。
我隻想大喊一聲：“我高興自己是中國人！”
雜憶台灣
到了台灣，親戚要照顧我的“北京口味”，就領我到一家名叫“京兆尹”的小吃店去品嚐台灣產的北京小吃。屋裏的裝修陳設，都模仿北京的傳統風格。連桌椅也是仿硬木清代造型。看了一下菜單，有晶糕、芸豆卷、艾窩窩、奶酪和小豆粥。我各樣都點了一份。心想能在台灣吃到地道北京小吃也是一喜。不料東西端上來一看，猴吃麻花滿擰！晶糕是黑紫色的，芸豆卷成圓筒狀，有一種東西下邊墊著錫紙，中間一個白團，上邊粘著個大紅棗。我問侍應生：“這是什麼”？她說：“這就叫艾窩窩！”我聽了一笑，告訴他說我從小就吃艾窩窩，沒見過這樣的！夾起一塊晶糕放進口中，味道比形狀更不像晶糕，顯然不是山楂做的。我說：“原來台灣的北京小吃是偽冒假劣廠親戚就說：“這跟大陸的偽冒不同。這種偽冒在台灣倒是受歡迎的。您看，這不是滿座嗎！”我問為什麼？親戚就說：“台灣的北京人和在北京生活過的老人很多，走進這個環境，看到盤裏東西的樣子，就仿佛回到故土，對味道就不能那麼較真了。不過做得地道的東西也有。比如蘇州采芝齋的小食品，山東老兵賣的大鍋餅，就比現在大陸原地出的還地道。”後來我就認真去品嚐一次山東鍋餅，證明此話不虛。深一步了解，才知道台灣是不產山楂，店家無奈才用草莓之類水果代替，原料缺乏，隻能取個“形似”。做大鍋餅的又都是山東老兵，幹起這套活就有股又回到故鄉和童年的快感，所以絕不偷工減料。來吃這個的，多是家鄉人，要的就是這個家鄉味。
我覺得台灣在有些方麵(當然不是所有領域)保存的傳統，比大陸還完整些。在那裏，保持祖宗傳下來的本色，是含有不忘根本，懷念故土的心理情結的。
很多台灣朋友，不論地位高低，操何行業，都愛說一句口頭語：“我們中國人。”一位地位很高長者，談起抗戰時和我嶽父並肩工作時的情況，歎口氣說：“我們中國人真是苦難太多了，再不能那樣，我們一起努力吧……”街頭碰見個賣烤白薯的說山東話，我問他回過家鄉沒有。他說：“前幾年回去過一回，把幾年攢下的錢全花光，還沒夠打發人情的。三姑二嬸，誰來看我也不能空著手走，臨回來就剩下身上一套衣裳了。再回去還得攢幾年。”我說：“回去也不一定非那麼鋪張嘛，這兩年咱家鄉也富起來了……”他說：“咱們中國人的脾氣你不知道嗎，回去一趟總得給自己家人爭個臉麵吧？我能說在台灣賣烤地瓜嗎！”
這個口頭語也用到談論大事上。海基會的朋友熱情招待我們，閑談中大家對沮國的統一既有信心，又對進程遲緩表示憂慮。副秘書長李先生笑著說：“我很樂觀。咀們中國人是聰明的，總能找到解決我們自己問題的辦法！”
都是“咱們中國人”就省去少外交辭令和客套。大同之下，小異也有解決辦法。即使是微妙的事情，互相一看眼神，就可心照不宣。訪問一個主張統一的民間團體時，進得門去見會議桌上擺了件飾品不合時宜。我並不以為那是專為我們陳列的，但也不便遷就。主人讓坐，我笑了笑站在原地沒動，同去的一位同誌說：“咱們是談文學交流，還是遠離政治好……”話沒說完，主人馬上會意，把那些飾物急忙撤了下去。
因為是第一次中國作家協會組團訪台，許多在台的親朋故友，都要趁機相聚，日程安排很滿。白天參加集體活動，晚上再和親友會麵。這一來許多人就晝夜奔忙，不得休息。我也覺得不合情理，卻又想不出好辦法。主人尹雪曼先生卻主動給我找台階：“咱們不是要促進交流，增進理解嗎？這親朋之間的交流最親切，理解得也最深刻，不能算私事，除去重要會議，一般活動還是準許請假的好。大家都能理解，不會有意見。”這兩件事都不大，卻看到了台灣朋友對促進交流，加深理解，互相體諒，攜手共進的誠意。
“咱們中國人”在一起，心靈容易溝通。交談起來熱情誠摯，肝膽相照。台灣作家講：“我們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一度忽視了文化、道德的建設，後患無窮，十年八年彌補不過來。你們現在搞經濟建設，要記住這前車之鑒。別犯我們犯過的錯誤！”談到文學現象時，他們又說：“台灣年輕一代，有人隻強調文學的消遣作用，當作純粹抒發個人情感的手段，這令人擔憂。文以載道，寓教於樂，是我們中國的寶貴傳統，丟不得。道的內容、標準，可以隨時代發展而變化，而為文必須有益於世道人心這個原則不能變。娛樂的東西，也還要陶冶性情的。若把隻要名利不講良心的俗物當成青年模仿的偶像，中國人還有什麼希望？也對不起祖宗！”這些話雖說的是台灣，但對大陸也有現實意義，作為提醒怕不算為時過早。
我確實看到他們在文化道德建設上的努力和成效，台灣當然也有追星族，但更惹人注目的是書店中讀書購書的青年，在博物院熱情服務的“義工”(他們業餘來此服務，不取報酬)，坐在故宮博物院地板上聽講解做筆記的小學生。
我在台南見到一對青年結婚，也穿禮服披婚紗，但是行禮後卻趕到鄭成功收複台灣的紀念碑前去拍紀念照。我故意問他們為什麼要在這裏照相，他們說鄭成功是使台灣回歸中國的功臣，當地人尊為“開台聖王”。在這裏照相表示不忘根本。鄭成功受降碑不遠處就是清朝皇帝為他建的“明延平郡王廟”。盡管鄭成功一生是堅決反清的，清朝皇帝還是為他建廟。可見“咱們中國人”向來講究內外有別。不因內部紛爭而影響一致對外，中國人是有原則講分寸的。
台灣歸來使我更堅信祖國會統一，中國會富強。因為兩岸都為“咱們中國人”的大事操心，都為振興中華而努力。10幾億人口，50幾個民族的泱泱大國。還有什麼困難是不能克服的呢？
台灣歸來話台灣
數年前台灣發表我的小說，中介入施淑青問我：“稿費要什麼錢？美元還是港幣？”我說：“要新台幣。”她說：“你要那怎麼用法？氣性！”氣性是廣東話，意思是說我有精神病。說完我倆都笑了，我說那話根本沒當真。我也覺得去台灣的機會未必比上月球多。我堅信祖國會統一，隻怕那時我已老得走不動了。
人算不如天算，曆史進程常常比人們估計得更迅速。那以後兩岸的文學交流就頻繁了起來。先是台灣同行單槍匹馬或三三兩兩來大陸訪問，再以後就有大陸作家以個人身份應邀赴台。但是來多去少，兩岸作家組團互訪，還提不上日程。
兩岸的文學團體並沒有知難而退，而是鍥而不舍的努力爭取。去年以尹雪曼先生為團長的第一個台灣作家代表團來大陸訪問，回去後多方奔走，四處求援，終於促成中國作家協會派出的第一個大陸作家代表團登上了寶島。兩岸攜手打開了雙向交流的大門。
台灣的中華文化協會、團結自強協會、作家藝術家聯盟等團體都為大陸作家成行盡了極大努力。這證明增加了解、溝通感情、團結奮鬥、振興中華是兩岸作家共同的願望。兩岸有這份骨肉親情。中國的統一富強、民族振興，指日可待。
懷著這樣情緒到達台灣，一下飛機就感到親切和熟悉。我多次到大陸之外旅行，飛機著陸後聽到中國話不多，說普通話的就更少。在桃園下了飛機卻滿耳都是漂亮的國語，聽著叫人心裏踏實。在大陸，每到電視台放台灣電視劇，我一聽那怪聲怪氣、嘴裏含個熱丸子說的“國語”就急忙躲避。在飛機上我還擔心要受這種語言衝擊。下飛機後才明白，台灣普通人講話比電視劇講的悅耳得多。可能那是星們故意說的“屏幕腔”！大陸有些“星”生活中說話很正常，一上屏幕不就拿腔作調嗎？都是中國人，連毛病也相似！
不僅有聲的語言暢通，連無聲的語言也無阻。台灣朋友想從我們團體看到大陸文學界的概貌，我們便有意安排漢滿蒙回藏五個較大的民族都有作家參加。到台灣後，我們一把集體的名片遞出去，台灣朋友馬上高興地說，“啊，這是五族共和呀”！我們說：“我們帶來了56個民族作家情誼。”他們就說：“中國文學成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共同創造的，你們的用意極好。”
在台灣跟作家們、親友們相處了10天。除去作家間交流，幾個少數民族作家都有同族兄弟找來相會，大家會上聊，家裏聊，車上聊，明白的時候聊喝多了酒也聊。什麼都聊了，就沒說：“我們是一家”這句話。因為再說這句話就多餘了，台灣朋友為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就高興。台灣在經濟文化上取得的成果也使我們欣慰。說起各自的不足，也都同樣的遺憾。跟“屏幕腔”現象一樣，有些毛病兩邊也相似得驚人。從文學上的流弊到交通阻塞，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誰也別想瞞誰。在座談會上，台灣朋友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在經濟起飛時期，忽略過文化建設，在道德文明上造成的損失，至今沒能完全彌補。希望你們注意這前車之鑒。”我們隻好承認，這句話不僅不算多餘，而且不算為時太早。上街時台灣朋友為交通秩序的雜亂，摩托車騎士們“目空一切、勇往進前”表示歉意；我開玩笑說：“您別道歉，不然您到了廣州北京，我也得道歉。雖然自行車比摩托慢，可是數量又比摩托多，以量勝質，算起來兩邊一樣。”
見到了林海音、瘂弦、柏楊、黃春明等老相識，也認識了些初次見麵的新作家。雖然兩岸作家數十年來所處大小環境都不同，思想信仰、文學風格有異，但大家關心注意的問題極為相似。我這一代和我們長輩的作家，都對文學的社會效益表示關注。大家都認為中國人“文以載道”，“寓教於樂”，“有益於世道人心”等傳統的文化道德觀不可丟棄。“道”的內容會隨時代變遷而變遷，而對人民，對讀者“有益”這一原則是不應動搖的。從而都對文化、文藝的消極現象表示憂慮。大家看到兩岸文學界各有所長的同時也都看到各自的不足。台灣青年一代作家，學曆和文學功底較厚，傳統文化和外文修養較高，所以文字講究，精美耐讀。但是隨著經濟發展，生活富裕他們焦慮的問題少，求解的難題少，社會責任感和生活透析力比老一代弱，作品的社會影響力也相應減弱。抒發個人感情或小圈子內的杯水波瀾的作品占了好大比例。大陸青年作家一般中外文化的修養都較弱，文字不講究，有的甚至把粗俗當有趣，文而不文。但不缺乏有社會責任感，關心民族命運，人民疾苦，對重大問題作深思的有為之士，其作品的思想濃度和社會作用是台灣一些青年作家比不上的。兩岸應該取長補短，共同把中國文學推上新高度。
除去文學問題，最引起我興趣的是對祖國統一的態度。那邊人對統一進程、模式雖然有不同視角、不同主張，但擁護統一，熱愛祖國，以自己是中國人而自豪者占絕大多數。有次跟兩個祖籍山東，在台灣生長，從未回過家鄉的年輕小姐一起喝咖啡。喝到一半我告假說要去看一位資深的前輩。他們一聽那前輩的名字馬上對我說：“見到他老人家一定替我們問好！”我問：“你們認識他？”她倆說：“不認識。以前也沒關心過他進退。可是前一陣因為他主張祖國統一，**分子給他寄去一封信件炸彈，把老人家胳膊炸傷了，老人仍堅持初衷，毫不退縮，人們從此對他格外尊敬。你無論如何替我問候，請他多加保重！”
有位朋友跟我還說起一件趣事。有次大陸來了個歌舞團。到一個小城演出。當地請了些退伍老兵來觀賞。老兵們生活不太如意。對看文藝演出興致不大，開始時表現得相當冷淡。演到中間，有個節目是唱山東民歌，扭山東秧歌。大家還怕更受冷落。沒想到嗩呐一響哇的一聲炸了鍋！原來這批老兵都是山東人，一聽家鄉的歌聲，情不自禁全站了起來，一邊鼓掌，一邊落淚，唱完一個要求再唱一個，演出完畢老兵們都衝上後台向演員們致謝，演員客氣地說：“唱的不好，請多提意見。”一位老兵說：“誰說不好，俺老家的玩意兒還有不好的？聽的就是個家鄉味！”
除去這些“人情”，許多“世態”也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台灣服務人員的敬業精神，文明禮貌怕是大陸要使點勁才趕得上的。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時，見到講解員像教師似的給一群小學生講解。講解一段還提問，提問完對回答正確的孩子還獎勵一張參觀票要他下次再來，那股負責和慈愛態度使人感動。舒乙好奇心強，他找個機會問一位講解員工作了幾年，拿多少報酬？沒想到講解員笑著說她並不是博物院的職工，而是退休後來作義務工作的，自願服務，不收報酬。後來在一家文學資料中心，又碰到幾個作義務工作的青年，竟是大學研究生。他們說，來服務是出於個人愛好，在這裏更能體現個人對社會的價值。
賣食品的先嚐後買，大陸也有，但限於糖果類小食品。到台中時路過一個洗車站，我們參觀站上的食品店，看到這裏賣麵條，賣涼粉，賣肉食也先嚐後買，而且再三說明，嚐了不買沒有關係。我怕人家勸我嚐，故意躲到賣麵茶的攤旁去。剛站住腳，賣麵茶的就拿起一個小碗說：“我衝一點您先嚐嚐，合口再買，不要買了不愛吃……”
我和舒乙應親屬和瘂弦先生之約，在一家餐館見麵。下了汽車發現我把記著餐館名稱的紙條丟了。挨家找了幾個飯館，都沒找到人。正著急間忽然看見旁邊就是“聯合報社”。我就冒昧的進去，跟辦公桌前一位小姐說：“我是大陸來的，跟瘂弦先生約了個飯館會麵，可是我把飯館名稱忘了。您能不能幫我打聽一下瘂弦先生去了哪裏？”話剛說完馬上左右三位小姐全都迎上前來，笑著勸我不要著急，立刻三人分頭打電話到處聯係。問了幾家全都不對，小姐們也為難了。一位小姐想了想，問我：“您住在哪家賓館？”我說了賓館名字，那小姐就打電話到賓館去，跟服務人員說：“勞駕，看看有沒有給鄧先生電話留言？沒有？那就請到他住的房間，看看有沒有丟下張紙條？如果有，拿來念給我聽聽好嗎？”過了一會對方回電話說：“找到一張紙條，可是隻有三個字，合家歡。”那小姐馬上眉開眼笑說：“好了，就是這張。”說完立刻又給那家飯館打電話，果然家嬸和瘂弦先生已經等我們等急了。那小姐放下電話，又畫了張地圖，告訴我合家歡飯館距此還隔著一條街呢。請按地圖去找。
這些都是小事。恰是這些小事使我感到自己仍沒離開中國，仍然生活在同胞之間。中國人是有敬人和自尊的優良美德的。但由此我也才明白，我的親戚從台灣來北京時，受到大陸售貨員小姐搶白後為何那麼脆弱，兩眼竟含了眼淚。大概她覺得自己回了家，而家人對她太無禮。
我相信大陸99．9％的服務人員都是優秀的。願剩下那零點一學學台灣服務行業的敬業精神和文明作風。這不算崇洋媚外。中國人不分彼此，對不對？
大豐大足
我怕寫遊記，小說中也少有風景描寫。不是不想寫，是不會寫。讀書太少，雅興不足，沒學會欣賞風景。整個少年時期都當兵。戰爭中天天行軍，見山咬牙爬，遇水脫衣趟。人家談沂蒙山的山青，我卻想起大雨中屁股坐地滑溜下山狼狽相，別人說揚州瘦西湖的水秀，我隻記得背包頂在頭上趟水中趕路的苦狀。說也可憐，走了多少風景名勝之地，都沒享受賞心悅目之樂。近年來想附庸風雅，隨朋友旅行時，試著欣賞風景，好看倒也覺得好看，可就是引不出靈感，構不成文字。
功夫也不全白搭，有的地方，這真給我靈魂震撼。不過較少是自然景觀，大多是人文遺跡。而這種地方更寫不成遊記，因為一到這種地方就少了遊心，多了敬意。寫這些要有學問，我有興致但沒學問，想寫也不敢寫。比如大足石刻。
有人說中國有“三大石窟”，有的說“四大石窟”。是哪幾個也說法不一。反正我去過好幾個。第一個是1947年3月打洛陽戰役，雨中行軍經過龍門。渾身水濕凍得直磕牙，對那些小而暗的石窟本沒太在意。但走到奉先寺前全隊都好奇地站住腳了。畢竟我們是文藝兵，對藝術有直覺感受。先是被那大石佛的高度引起興趣，站在它腳下不把脖子仰起兩眼朝天就看不到佛頭，她比洛陽城門樓子還高。把後腦勺靠在脊梁上往上再看，當看到我們祖先把一間房子大小變成了一張有血有肉，有靈有性，豐滿端莊的佛臉，雙目半睜半閉，慈眉善目地注視著底下我們這批人。人們安靜下來，被那溫柔善良表情吸收住了。直到後續部隊朝我們喊叫，要我們快走。別擋他們路，我們才不情願地加快步伐繼續趕路。美術組同誌邊走邊議論，說距離地麵這麼高，仰視看去身體比例還如此和諧，可見古代藝術家對透視學把握得很準！他們改變了人體正常比例，不然從下邊看上去頭很小，看不清麵部表情……
這樣，龍門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對中國的石雕產生了興趣，建國後有機會就又觀賞了幾個石窟。也許是靠這點基礎，最後拜謁大足，就多少有了點“心得”。
雲岡、龍門等石窟，各有登峰造極之處。因此後出現的大足要做出特色就更難。也因此，做出絕活就更令人敬佩。
舉例來說，要看接近印度原味，得去大同，雲岡開鑿時那裏是北魏國都，佛教從西域傳來不久。佛像服飾簡單，體態雄健，高鼻深目，有鍵陀羅風格。所以《水經注》中說它是“真容巨壯，世法所希”。要看佛教“洋為中用”的早期成果，須到龍門。從北魏遷都到洛陽，經曆隋唐五代佛教盛期，開始給“護法天王”們上了中國鐵甲袍帶。佛陀的麵像也由“瘦骨清相”變得豐滿慈祥。唐時石雕技藝發展成熟，出現了大盧舍那佛像那樣技藝精粹，以形寫神，形神兼備的代表作。
前人已經到頂峰了，後人如何再拔尖？既不能吃人嚼過的饃，如何才能獨樹一格，有自己獨特麵貌？所以沒去大足之前我心中就存有疑問：聽說大足主要作品創於宋代。宋徽宗趙佶是道教信徒，曾下令把佛寺都改為道觀，佛陀名字都要改成道教名稱。經此一番打擊，佛教元氣大傷，在這時代造的佛教石窟有何特色呢？
我就帶著這樣的疑問走向大足。
看“大足地圖”，見有個“妙高峰”，立刻聯想北京的佛教聖地妙峰山，就叫朋友帶我先去這裏。朋友說大足首要景點是寶頂山，而我堅持先到妙高峰。不料歪打正著，到妙高峰看了第一眼就如雷轟頂了！石窟中間位置坐著印度的釋迦佛祖，左邊卻是騎牛出關的道教教主老子；而右邊更是中國讀書人的先師孔聖人！嗨，三位各有自己的理論體係，能坐在一塊和顏悅色的從容交流、合作協商真是難得看到。沒聽說別處有這樣的塑像！細想一下還真有道理，中國人本來就常把儒、道、佛三家學說往一塊摻和。這組雕像是把抽象思維形象化了。絕！別看我們祖先雖沒用過“洋為中用”，“雙百方針”這類詞兒，原來早就有此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