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很快就來到了1976年，1976年對於國人來講，那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一年，那是一個悲喜交加的一年。
在這一年裏，山河垂淚，哀樂長鳴，舉國悲痛。
在這一年裏，萬裏河山紅旗展，八億神州盡開顏。
在1976年的10月份，羅家的那13歲的羅偉斌是剛剛進入龍頭中學就讀高一，那11歲的羅偉強和羅偉芳則在河東小學就讀初一，而9歲的羅偉忠也在河東小學就讀四年級。
時年的中小學學製都是壓縮的，小學是五年製，初中和高中則都是二年製，當地的初中還是下放在小學裏辦學。
此時，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由上級組織的遊行和集會，應該說，能參加這樣的遊行和集會，那是一種榮耀，那是一種信任，那是一種資本，因為隻有貧下中農才有資格參加。
由於羅海龍的家庭成分是貧農，因此，他的家庭成員，無論大小，那都應該積極地去參加各種的活動。
因而，家人都忙忙碌碌，他們既要參加遊行和集會，還要參加生產勞動，或是參加上課讀書學習。
羅偉斌在龍頭中學就讀，龍頭中學與家裏相距五、六公裏，初時，羅海龍把自己的那部28寸的自行車給他騎，羅偉斌是早出晚歸的走讀，中午則是自帶米菜在學校蒸飯吃。
而此時的羅海龍，一方麵，他在積極地參加各種的集會活動，另一方麵，他也在參加生產勞動，再一方麵，他更每天都認真和默默地在看報紙和聽大隊高音喇叭裏的新聞廣播，他每天都在沉思著，都在密切地關注著時勢的變化。
在一段時間之後，在某一個星期天的晚上，帶著深思的羅海龍便隻身匆匆地跑了一趟潘家村，他來到了還在龍頭中學做物理老師的潘誌光的家裏，然後，他與潘誌光關起了門來，兩人便在悄悄地議論、評估和預測可能到來的時局的變化。
那作為物理老師的潘誌光，他大學畢業於1950年代中期，而羅海龍也是一個當過兵、上過戰場打過炮、立過戰功、也曾經是一個有過遠大誌向的人，兩人可謂都是有知識、有思想的人，隻是時也命也運也讓他們兩人生活在了家鄉山區，此時的他兩人也都是黨員，也參加和經曆過幾十年來的家鄉的曆次運動，因此，其兩人可謂是誌趣相投、頗有時代的生活經驗、對時局都有著敏感的思想和思維。
當晚，兩人談得那是很投緣、很默契，都一致預測國家的曆史方向即將發生一次重大的轉折和變化，其中兩人認為與自己關係最為密切的極有可能的就是教育製度的改變，即極有可能很快就會恢複高考。
因為，時年的潘誌光也有個兒子叫潘仲陽在龍頭中學就讀高一，而羅海龍的大兒子羅偉斌也在龍頭中學就讀高一，潘仲陽和羅偉斌是同班同學。
此時的潘誌光與羅海龍都在關心著自己兒子的前途。
千百年來，在客家地區，教育兒女讀書，靠讀書來求取功名利祿，靠讀書來走出山門，靠讀書來走出寒門，靠讀書來改變自己及家庭的命運，這乃是家長以至整個家族的亙古未變的追求和夢想。曆史雖然在變遷，時代雖然在變化，但是，在客家人心靈的深處，這種追求卻從來都是根深蒂固和沒有變化的。
此時的頗有見解和思想的羅海龍和潘誌光也在傳承著這種傳統的思維，其兩人都把這種追求和夢想寄托在了兒女的身上，都在預測和等待著這種恢複高考的機會，兩人都有著那種超前的思想意識。
鑒於羅偉斌是在走讀，羅海龍便提出了要求，他希望潘誌光想辦法能把羅偉斌安排到學校裏去寄宿，以讓他有時間安心讀書，並請求潘誌光自己及代其央求羅偉斌的科任老師加強對羅偉斌的輔導。
羅海龍又向潘誌光分析了羅偉斌從小到此時的情況，他說羅偉斌從小學開始成績就一直都很好，基礎比較紮實，他性格文靜、做事專心，而且從小就有考大學的誌向，等等。
潘誌光聽後，他不但滿口應承，而且還甚是歡心，潘誌光在想：一方麵，自己的兒子潘仲陽的成績也不錯，也有考大學的誌向，讓羅偉斌到學校住宿，也好讓他兩人有個伴，可以互相促進提高，再一個，關照、幫助羅偉斌，這也算是數十年來的自己與曾淑萍的感情表現。
因此，潘誌光便說道：“好，沒問題。你羅海龍的兒子，也是曾淑萍的兒子，我、陳慧芳與曾淑萍那是什麼關係呀？那是從穿開襠褲、從鼻涕蟲、從逃荒在江西生活，那是從小就建立起來的感情啊！嗯，你們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我會把羅偉斌當作我自己的兒子一樣來培養，放心吧，這事包在我身上。”
羅海龍聽後，他見目的已經達到，便滿心歡喜了，之後，兩人又聊到了深夜後才散去。
在第二天晚上，羅海龍便把全家人召集在了一起，他也把房門關了起來，然後便把與潘誌光商量的情況向家人說了一遍，又叮囑家人不能把這些話傳出去，以免惹來麻煩，畢竟此時的局勢還未明朗，時局也不知會不會朝著自己預測的方向發展，他隻是要求家人要做好一顆紅心兩手準備，以等待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