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還是一個孩子。一天中午，我橫跨在一棵榆樹的樹叉上，邊擼著枝條上的榆錢兒放進嘴裏，邊嘲笑著樹下那些不辭勞苦，要騎車走十來裏路回家吃飯的學生。那時讓我自得的，是我可以獨自享用兩個小時——不被家長和老師管製的兩個小時。要知道，這對我很重要，用現在的理解，那時候的我極其渴望自由。我在用這兩個小時的時間，彌合我被迫在家放牛及在課堂上聽老師喋喋不休所造成的創傷。
如果有一種生意很賺錢，很快就會形成一個行業。沒過多久，就有一個孩子開始向我看齊，和我一樣爬樹吃榆錢。不僅如此，他吃飽以後，還會在學生們經過的路上搜尋什麼。我問他在做什麼，他說他在找錢。我笑他是個傻子，錢要是這麼容易撿，大家都不用上班了。但傻的是我。他說：真的，我經常能找到，有時一毛，有時五毛。
這種事，當然寧可信其有。我也加入了撿錢的行列，和他比拚耐心和眼神。後來，我和他分開了，因為倆人在一個地方找錢，幾率就減少了一半，萬一我先看到先被他搶到，或者相反，雙方或許會因此紅臉。為了能和一個誌同道合的夥伴友誼長存，我們默契地分開了。接著，我開始了獨自找尋的曆程。
事實證明，守株待兔等到死兔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甚至檢測過那條路上每一個明顯的坑窪，騎車顛簸時鈔票從衣兜裏滑出的可能性，我用紙幣測試下落後飛行的弧線，定位它的可能落點。因為那條路年久失修，所以處處都閃耀著希望。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我反複測試了幾百個落點後，真就出現了一次成功。一張五毛的缺了角的紙幣成了我那天的收獲，也是對我那種“假設”思維的一種肯定。
我不能肯定，是否因為小時候從事過撿錢這個行當，造成了我多思和研究的習慣。而一個這樣的人，如果不能成為教授，多半就是一個神經病。比如在餐桌吃飯，我通常要想的是：用什麼方法可以避免大家用嘴唆囉過的筷子，不再伸向別人還要入口的菜裏。當時我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每次聚餐前，我時常觀察周圍的人們的嘴。那些嘴，各不相同，有四十歲的嘴，有五十歲的嘴，有帶著假牙的嘴，有口腔潰瘍的嘴。如果往深了想，有肝炎病毒的嘴，有昨夜為誰口交的嘴。有了這些假設，就很容易對餐桌上的聚會產生厭煩。我的一位朋友問我原因，我就把我這個秘密告訴了他。他說，是你想多了。其實他的眼神是在說：你是個神經病。
我曾經就我這個想法和某家餐廳的經理探討過，後來他的店裏就出現了“公用筷”這個東西。當然，現在很多大的酒店已經在服務中加上了這一條，真正的發明者，究竟是誰，無從考證，但第一個提議的，相信一定和我有過同樣的假設和思索。由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可能真正適合我的職業，應該是科學家。我更有些吃驚地想到，如果我適合從事科學工作，那麼當年引導我撿紙幣的家夥，就應該是著名科學家了。
三年前，我驅車趕回了我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像當年尋找紙幣一樣，去找我當年的同行。我做了種種假設，以他的思維，一定非同凡響。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我很順利地在一家商店和他相遇了。
他沒有當上科學家，但在當地很著名，他說那個商店就是他開的，但這個職業不是他唯一的。他點上我遞過去的煙，我們坐在門口的台階上，一起回顧他這些年的創業曆程。他沒有我背書的勁頭，所以沒有選擇地當了農民。但他是不甘心的，不是吃不了那個苦，而是他認為自己處處受到了盤剝。他說，他吃進嘴裏的玉米麵餅子其實成本並不是最低的。首先，一袋一塊錢的粉碎費是要付的，而這一塊錢裏有利潤。他的假設後果是開了個磨米坊，將一塊錢的利潤納為已有。其次，他認為化肥也是不小的成本，但他不具備生產能力，假設一番後他在家門口的路邊建了兩個公共廁所，標上了“男”、“女”。後來，他的假設更多了，比如自家的母豬配種需要花上五十塊錢的費用，如果自己有種豬就沒必要這樣了，不但自己的母豬在發情的季節可以免費享用，還可以接受其它家付給的嫖資。由此，通過他的種種假設，他能幹的基本都實現了。陸續出現了給馬打掌的，家電維修的，糧油店，製磚廠等等。最近，因為家裏死人了，還特意開了個棺材鋪。
他並不滿足已經有的，因為他的精力大部分還沒有派上用場。更多的時候，他總是在不斷設想新的東西，並且因為暫時無法實現而耿耿於懷。比如沒有資源可以建自己的發電廠，解決用電的問題。沒有石油資源供自己開采，解決機器的燃料問題。為此，他說他家的家用電器少得可憐，也沒有汽車。他說，看到那些東西就來氣，消耗的東西都不是自己的。他說的我可以相信，他身上的衣服就沒什麼檔次，我想那是因為他無法開設紡織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