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果真如此嗎？
並非如此。
雖然我們首先要肯定柏楊先生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人本主義立場，但我們還是不得不指出，柏楊先生的這段評論基本上是無的放矢，甚至不客氣地說——純屬無稽之談。
柏楊先生所采信的唯一史料就是《資治通鑒》中記載的“待我與賊戰，乃決之”，因而一再強調使用這種水攻戰術的正確方法應該是在敵人“半渡”之時，而李世民隻說“與賊戰”，沒提到“半渡”，所以結論當然就是李世民犯了“集體謀殺罪”。然而，我們不得不說，柏楊先生單憑一種史料就如此斷言，實在是過於顢頇（mānhān）和草率了！
在李世民發布的命令裏，到底有沒有提到“半渡”？
首先我們來看《舊唐書·劉黑闥傳》，上麵白紙黑字寫著：“我擊賊之日，候賊半度（渡）而決堰。”如此分明的“半度（渡）”二字，柏楊先生為何視而不見呢？此外，《新唐書·劉黑闥傳》的表述更為準確：“須賊度，亟決之！”一個“須”字，一個“度”字，一個“亟”字，足以表明李世民此項命令的關鍵之處就是對決堤時機的精確掌控，也就是必須等到敵軍潰逃、渡至河溝中的時候，才決堤泄洪，斷非兩軍在混戰之時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鑿堤放水。
要進一步弄清李世民這個命令的真實含義，就有必要了解李世民所想達到的戰略目的。關於這一點，《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得很清楚，之所以要攔河築壩，目的就是“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也就是故意降低洺水的水位，誘使劉黑闥渡河到南岸與唐軍決戰，然後最大程度地消滅劉黑闥的有生力量。
李世民最擅長的就是給對手布置這樣一個舞台，讓敵人在他所安排的時間和空間中與死神共舞，最後以他所給定的方式和節奏走向死亡。這項獨特的本領無論是在平定薛仁果、宋金剛時，還是在虎牢之戰與竇建德交手時，都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這場洺水之戰，據兩《唐書》記載，其結果同樣不出李世民的戰略預期，並沒有出現任何失控的局麵，更沒有導致唐軍將士溺斃的後果，因而所謂的“敵我同歸於盡”根本就無從談起。按《舊唐書》：“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眾大潰，水又大至，黑闥眾不得渡。”《新唐書》的記載也與之大同小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絕水陣，與王師大戰，眾潰，水暴至，賊眾不得還。”由此可見，正是在這場戰鬥已經接近尾聲而漢東軍向北岸潰逃之時，大水才轟然而至的；其結果就是使劉黑闥的部眾無法渡過洺水，隻能全部落入被殺和溺斃的絕境。而這一切恰恰與李世民所欲達到的戰略目的完全吻合。
聽到劉黑闥逃亡突厥的消息後，山東（太行山以東）地區的部眾頓時鬥誌全喪，紛紛歸降唐朝。
隻有高開道和徐圓朗這兩把不安分的野火在熊熊燃燒。
這一年四月初，高開道攻陷了易州（今河北易縣），斬殺刺史慕容孝幹。數日後，徐圓朗也吞並了浚儀（今河南開封市）變民首領劉世徹的部眾，將其誘殺，並將勢力範圍擴展到了譙州（今安徽亳州市）和杞州（今河南杞縣）一帶。
正當李世民準備南下進攻徐圓朗時，李淵突然把李世民召回了長安，於四月九日親自到長樂阪迎接，滿臉笑容地為李世民接風洗塵，以示尊寵。
劉黑闥終於敗了，所以李淵迫不及待地要把這張尷尬的王牌收回去。可當李世民向他麵陳徐圓朗依舊猖獗的反叛形勢時，李淵的笑容立刻凝結在了臉上。
他不得不再次把李世民派往黎陽征討徐圓朗。幾天後李淵又追下了一道詔書，命李神通一同進攻徐圓朗，事實上就是希望他能取代李世民，接管征討事宜。
對於父皇李淵的猜忌之心，李世民比誰都清楚。七月初，當李世民接連攻克河南的十餘座城池、平定了徐圓朗的部分勢力後，便主動班師回朝了，把徹底肅清徐圓朗的任務交給了李神通、李元吉和李世勣。
差不多在李世民班師的同時，劉黑闥又借助突厥兵力卷土重來，南下進圍定州，其舊部董康買和曹湛立刻在鮮虞（定州州府所在地）起兵響應。七月十五日，李淵任命年僅十九歲的淮陽王李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讓他負責征討劉黑闥。
李淵的用意很明顯，就是盡量培養宗室的後起之秀，給他們在戰場上曆練的機會，同時對功高蓋世的李世民形成一定的製衡。
可李淵絕對沒有想到，他剛把李世民這張王牌收回去，李道玄轉眼就命喪劉黑闥之手，致使河北唐軍再遭重挫。劉黑闥也因之死灰複燃，旬月之間再度恢複夏朝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