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後，國際均勢重新調整：英國的許多殖民地獨立了；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德國、日本在戰爭中毀傷了它們侵略的地區，自己也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但戰後，由於美國需要德、日作前哨的基地，這兩個國家的工業生產又迅速地恢複了。這些情況的後果，下一章我們再討論。
19世紀的後半葉到20世紀的前半葉，是人類的快速發展時期。科技的進展、經濟水平和生產的擴張，以及國際關係的調整，都是史無前例的。國際關係調整過程中，有更值得注意者，就是逐漸走向文化和經濟的全球化。
這一時期，我們看見人類主流文化許多重要的變化。19世紀後半葉是維多利亞女王的時代，雖然到20世紀，英國國王已經是愛德華，但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卻已經蔓延全世界。這種文化模式的特征表現在藝術、文學和日常生活上，是誇張、繁複、浮華和熱鬧，尤其在藝術上的裝飾性，表現得非常突出。這個19世紀全球性的浮囂和誇張的文化，引發了許多人的不滿。於是在法國，有印象派和抽象派的繪畫將藝術的創造轉為內向。俄國19世紀末期誕生了大批優秀的小說家，如屠格涅夫[3]、陀斯妥耶夫斯基[4]等，他們的小說都具有深層的反省。在他們的小說中，經常出現兩種文化的衝突，也就是俄國自身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衝突。同樣的現象也表現於中國。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文化，也是呈現中西文化二元的衝突和矛盾。在歐洲本土，像羅曼·羅蘭[5]這一類的作家，重新審視貝多芬、拿破侖這些英雄角色，做深入內心的分析。羅曼·羅蘭的做法是和當時興起的心理學有深刻的關係。而在美國，譬如斯坦貝克[6]等人，為了工人的勞苦，窮人的無告，做了嚴重的控訴，指責新興的資本家豪奢的生活。梭羅[7]寫的《瓦爾登湖》[8]，則提倡回歸自然。這一回歸自然的訴求，和印度的泰戈爾和俄國的托爾斯泰的思想是可以互通的。
從19世紀末開始到20世紀前半段，世界上的文化活動是矛盾和衝突的，有各種極端的方向，在近代文化史上呈現為多姿多彩、多元激蕩的現象。舉個例子講：一方麵，我們看見紐約歌舞廳中庸俗的大腿舞；另一方麵，窮困的詩人吟唱著悲苦的詩句。這些現象使得許多人不能不反思過去，檢討未來，正如我們在前幾章講過：斯賓格勒對文化的解釋是文化有自己的春天，也終於會走到嚴冬；而湯因比將世界看做二十幾種大小文化的衝突、融合和調節，也正描寫了一個多元世界正在出現。
共產主義的興起和民族主義的高揚
20世紀，這個多元的世界麵臨很多的矛盾和困境，當然這個時期最重要的現象，就是共產主義的興起和民族主義的再度高揚。共產主義興起的第一件大事，乃是列寧取得了俄國的政權，將俄國變成一個共產主義的基地。共產國際的理想，是要將共產主義革命推向全世界，代替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文化。在20世紀的前半段，歐洲的青年人不少是向“左”轉的。東方的日本和中國，都有人接受共產主義的信仰。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出現了，1949年它又在中國建立了政權。經濟大蕭條以後的快速成長，也反映出資本主義本身的一些毛病。對現實的不滿和對理想世界的憧憬，是左派的革命力量成長的原因。這些冷戰期間的故事，以及戰後的發展，我們留到下一章再來討論。
至於民族主義的高揚，表現於二戰前後許多殖民地尋求獨立和自主。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以後，中華民國建立，這是在亞洲出現的第一個共和國。1928年北伐，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再到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東方逐漸興起了西方主流文明以外的另一股力量。中華民族的複興所經曆的路程非常艱難——多年內戰再加八年的全民抗戰，又加上後來四年國共之間的鬥爭，中國幾乎國將不國。能夠抓住中國人心理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中國人要在百年屈辱後，再度站起來。中國為了自己能獨立而做的種種努力，在東亞鄰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緬甸、越南、韓國，都想要從殖民地的地位回歸到獨立國家的地位。中國辛亥革命的成功對它們都曾經帶來相當程度的鼓舞。印度在甘地領導下的獨立運動，不斷地尋求和中國的合作。太平洋地區從馬來西亞到新加坡，華人參與當地政治，也給戰後當地的獨立運動注入了新的力量。不僅如此，世界各地的人民，在久經欺淩後，民族主義的浪潮和社會主義的浪潮，常常重疊在一起在戰後世界湧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民族主義不斷地茁壯成長，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