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幾章，我們談到近代的開始有主權國家出現和宗教革命兩件大事，這兩件大事是互相關聯的：隻有經過宗教革命才能將公教秩序推翻，而經過主權國家的成立，人們才能有所歸屬和有所認同，自己覺得是一個國家的公民——民族國家這一個新的共同體，成為凝聚國民實力的中心。但是，單單隻有這兩件大事，中古的轉變不會走向日後的方向。現在我要討論的是另外兩件大事：一件是14世紀下半葉出現的大瘟疫，另一件是大洋航道開通之後，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前者跟上述的兩件大事相輔而行，也是因果關係的“因”，後者是因果關係中的“緣”。
大瘟疫反而推動了工業生產
先說14世紀下半葉的大瘟疫。這次瘟疫，在不到十年內蔓延全歐洲，奪走了不下於三千萬人的生命。當時，整個歐洲的人口——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大概也不過是不到一億，三千萬生命就等於是三分之一的人口了。最近英國的考古學家和醫學家合作，研究倫敦公墓那個時段留下來的古代遺體，得到的結論與上述文獻記載的估計數字相符合，也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黑死病。
這一次大瘟疫之後的15世紀到17世紀這三百年間，還不斷地有同樣的瘟疫繼續發生——三百多年來，歐洲的人口始終沒有恢複到原有的一億左右。人口減少，土地麵積不變，對於農業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歐洲的農業發展不可能和中國一樣走向勞動力密集的精耕農業。歐洲的農業形態，自中古以來就是粗放式經營，加之人口的大量減少，農業的發展更是依賴人力以外的勞力。比如說，巨馬大犁深耕的大麵積耕種，也不能脫離輪耕的三圃製[1]。歐洲的農村，長期地維持著林地、牧地、農地混合的形態。混合形態下生產的農業產品決定了歐洲人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維生資源很豐富，食品也是多樣的。如此形態的農業，為後來靠機器耕耘的大田經營的模式奠定了基礎。
勞動力減少，不隻在農業方麵，城市中也一樣。在城市中，少數的勞力要生產足夠社會使用的工藝品，也逐漸形成許多勞工聯合在一起的作坊業。在同一個作坊之中，整個加工流程切割為不同階段的工序，每一個工人操作一定的工序，聯結成串，共同製作一個成品。作坊的生產，因為是有組織的合作，可以生產較大數量的產品，也可以用標準化的生產取代個性化的精致手藝。相對地，中國的手工生產常常是在農舍之中，以農餘的勞力製作由個人單獨完成的手工藝品。所以，中國的工藝產品，成品精美，但很難標準化，因此數量不大。歐洲的這種發展方向，可以大量生產標準化的成品，也奠定了後來工業革命的基礎。
人口減少，每一個人能夠分攤的財富數量以及資源數量就相對地比較多了。於是，雖然歐洲有因瘟疫而來的死亡陰影，但生活標準卻是相對地提高了，城鄉之間的生活差距也相對地拉近了。生活水平提高，人均收入增加，這個現象本身說明，一個收支平衡的經濟體，在失衡後反而有繼續發展的空間。
新航道和美洲大陸成為財富之源
促進消費，還需要有額外的刺激，新航道的開辟和美洲新大陸的發現，正配合著這個需求，為歐洲近代文明的發展增加了意外的資金和資源。14世紀至15世紀，伊斯蘭教已經在中東和東歐有了迅速的發展。那時候的地中海東岸和地中海地區相比，文明程度與生活水平都較高。這個地區得以賺取巨大的利潤，有相當大的原因是因為占據了東方和西方貿易中間站的位置。中國生產的瓷器和絲綢，無論是經過陸路還是印度洋的海路，都必須經過中東地區才能進入歐洲市場。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生產的香料，經過紅海或波斯灣進入歐洲，同樣要經過中東地區伊斯蘭教的勢力範圍。伊斯蘭教世界因此獲得大量的財富。它一方麵征收過境稅，另一方麵又可低價購入，再以高價向歐洲發售，賺取巨大的差價。地中海地區的城市商人早已累積經驗，發展了一整套國際貿易機製，如信用貸款、合夥經營等。這些都是未來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期經驗。可是，由於中東伊斯蘭教地區的盤剝太甚，歐洲的客戶感覺無力承擔，必須要尋求其他出路。於是，尋找新航道繞過中東伊斯蘭教地區，就成為歐洲商人必須進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