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居留在歐洲的“蠻族”，我們一向稱之為日耳曼民族[8]，他們進入歐洲以前，原來大多是住在裏海、黑海和東北歐的各種印歐民族。在3世紀至4世紀，歐亞大陸的各處都有大批人群的移動。我們今日無法完全解釋，是什麼緣故使這些遷徙的族群離開本鄉移往他處。氣候條件似乎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在寒冷的北方，牲口大量凍死，草原萎縮，北方的人口不得不向溫暖的地區移動。東方的中國，因此承受了一批又一批北族的侵入，而歐洲也接納了一批又一批所謂的“蠻族”。西歐與中歐的原住居民，其實大部分也是從外麵移入的人口。例如，今天的法國地區在羅馬時期被稱為“高盧”[9]，他們和今天愛爾蘭的居民是同一來源，可能是在相當於中國漢初的時候逐步移入歐洲，這些人和中國曆史上西域的“塞種人”[10]，大概是同一族類。這些新來的日耳曼族群，將同樣是印歐民族的原居民推到邊緣。前後兩批新來的居民，共同構造了基督教文明覆蓋的底層。公教秩序給了他們一定的行為規範，卻並沒有給他們足夠的動力進一步促進文明的發展。
十字軍東征與古典文明的重新發現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除了意識形態層麵，可能更重要的是經濟利益的衝突。伊斯蘭文明所聚居的地點，切斷了東亞和歐洲的貿易路線，絲綢之路上的利潤全被伊斯蘭國家壟斷——無論是橫跨歐亞大陸的陸路，還是經過紅海的海路，東方貨物進入歐洲，這些國家的王公都賺取了最大的利潤，而這些東方物品到了歐洲，價格就十分高昂。長期的經濟衝突，終於爆發為以宗教立場為借口的累次十字軍東征達二百年之久（1096——1291）。這也使得西歐與中歐的領主和他們的軍隊，在地中海以東接觸了伊斯蘭文明，以及東方的圖書館與學校保留的希臘——羅馬古典文明。於是，歐洲的居民忽然發現在宗教教條之外，還有那麼多值得追尋的知識和那麼多不同的想法。這一刺激在歐洲引發了長達兩個世紀的文藝複興（14世紀中期至16世紀末）。
對於古典文明的重新發現，使得中歐與西歐的居民領會到以前沒有想到的一些文化因素。比如說，從嚴謹的邏輯推演出的理性；又比如說，從人性自然湧現的情義。這些新視角將歐洲知識分子帶到一個新天地，使他們對公教秩序的教條提出疑異。在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的創作，延續了希臘時代對理性的追尋，也複活了對人性的欣賞和悲憫情懷。文藝複興時期的重要人物，如達·芬奇，在這兩個方向都有令人欽佩的成就。許多歌頌基督教神性的繪畫和雕刻，實際上都在表達自然的人體和自然的風景。有知識的人士，不再滿足於公教秩序的教條和禮儀，他們甚至會懷疑這一公教秩序的基本假定是否合理。當他們懷疑到人神之間的關係是否真如公教秩序所說的那樣單純時，公教秩序的基礎也就鬆動了，公教秩序對各種世俗力量的約束力，也不得不麵臨挑戰。
教權之外世俗政權的興起
第一個發生問題的領域，就是日耳曼地方政權的領主。他們本來各自為政，並沒有統一，隻是個別的臣服於羅馬的教廷；他們的封號和政權都必須得到教會的認可才具有合法性。同時，他們對於羅馬教廷也必須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奉養這麼一個龐大的神權體係。變化終於發生了。在高盧地區的法蘭克人，出現了三代能幹的軍事領袖。在732年，查理·馬特[11]領導法蘭克聯軍，擊敗了經過地中海南岸迂回而上的伊斯蘭軍隊。這次勝利以後，西歐、中歐不再有伊斯蘭的威脅。巧合的是，在這之後不到二十年的公元750年，中國遠戍中亞的駐軍將領高仙芝在怛羅斯[12]和伊斯蘭軍對抗，最終大敗而歸，中國從此失去了對中亞的控製權，而伊斯蘭教權從此成為這個地區的主宰力量。
馬特的孫子繼承父祖的事業，建立了籠罩整個西歐的法蘭克王國。公元800年，羅馬教皇把他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也就是曆史上的查理曼大帝[13]。這是公教秩序以外，第一次有一個世俗政權可以與教權並存。今天的一些歐盟國家，還在發行以查理曼大帝頭像為裝飾的紀念幣。神聖羅馬帝國這個名號，從此在歐洲曆史上延續下去。法蘭克王國的霸權，在公元962年轉手到中歐的一些日耳曼王公手中，後來是以“選侯”製度，從若幹比較有力的部族領主之中，選舉一個所謂的神聖羅馬皇帝。這個帝號，我常常開玩笑說它“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不是皇帝”——隻是與神權彼此依附的霸權而已。然而，有這麼一個帝號存在，也象征著公教秩序不得不承認世俗政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