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完北京的工作，馬上坐飛機進昆明，回到大理的蒼山下。感覺春晚在後麵追著，好在大理的房子裏沒有電視，沒有多餘的應酬。朋友送了一大塊臘肉，這就是我唯一的年貨。
除夕下午，獨自在天台上曬太陽，在北京陽光成了一種奢侈品，而雲南的陽光簡直是通貨膨脹。泡上茶，身上暖暖的，聞著鄰居家的肉香，撫今追昔，又好像什麼也沒想。
去年春節，是在北京過的。跟一幫朋友去酒吧喝酒，以為會有什麼豔遇呢，結果是大家坐在那兒看春晚。一幫無家可歸的老外在耳旁聒噪，比春晚還熱鬧。坐到後半夜實在無聊，回家，結果找不到鑰匙。蹲在沉重的防盜門外發愁，想著這是什麼春節，難道要流浪街頭嗎？後來打電話報警，警察來了，經過盤問，驗明正身，確定這個房子的主人是我，接下來就是叮叮咣咣地撬門，快淩晨了才進屋。這也就罷了，更鬱悶的是，進去才發現，鑰匙鬼使神差地在另一個口袋裏，還花了好幾百塊的撬鎖費。
所以這次在大理過年，下決心絕不出門。
除夕之夜，一鍋白米飯，臘肉已經燉爛了，一瓶紅酒，兩瓶德國黑啤酒。有酒有肉，還有音樂。自己彈琴，唱給自己聽。
風從蒼山上刮下來，如海浪拍窗。酒意上湧，唱《烏蘭巴托的夜》：“穿過曠野的風啊，你慢些走……”這是我自己的春晚。
發短信問朋友他那邊的春晚演到哪兒了。說王菲已經上台了，好像有點跑調。緊接著，手機開始劈裏啪啦地接收無數個祝福短信。其實我更喜歡有主語的、有趣的拜年話。可能現在人都朋友太多了，往往接到的短信都是群發的從網上下載的幸福的小段子。我想了一個好的，趕快賣弄地發給朋友：新年如醉如癡，舊夢不離不棄。
午夜到了，上天台，搖響屋簷下的三個大牛鈴，叮叮咚咚地，感覺自己也放鞭炮了。
第二天酒醒，拉開窗簾，大理的太陽向我拜年。盛情難卻呀，重新躺回床。龍年的第一天，像一張白紙。不想寫什麼廢話，就享受了這種無事可做的、白癡一樣的時光。
初一、初二、初三，一塊臘肉堪堪吃完。這個年過得是又簡單又安靜。左手跟右手碰杯，把自己灌醉了好幾回。
初五了，要破五。這天張佺——“野孩子”樂隊的主唱，在大理的“九月”吧做專場，我是暖場嘉賓。一進古城，嚇一跳，滿街都是遊客。演出是九點開始，第一個觀眾下午六點就到了。她解釋說，要來先占個座位。我心裏暗暗好笑，大過年的誰會來看演出啊。
結果出乎意料，人是越來越多。我被迫讓出好位置，坐在吧台旁。過一會兒吧台旁也坐不到了，把我安排到門後的角落裏。耳聞賣票的人解釋：“裏麵隻有小板凳可以坐了。”過一會兒，小板凳也沒有了，隻能站著了。再過一會兒，站也站不下，差一點要賣掛票了。
演出氣氛非常好。觀眾很多都是從五湖四海奔向大理度假的文藝青年。三個小時的現場，靜悄悄地專注地聆聽。我們在舞台上，唱得也很陶醉。好的現場是對自己音樂的加持。如飲美酒，如對良人。
春節也不是隻吃吃喝喝。雖然沒有電視，卻看了一場更跌宕起伏的連續劇，那就是韓寒大戰方舟子。
先是麥田質疑韓寒作品有人代筆，緊接著道歉，方舟子等人又衝了上來，感覺就像是那種二戰大片——《敦刻爾克大撤退》、《莫斯科保衛戰》……方稱自己挖了個大坑，支持韓寒的人都會被陷在裏麵。我趴在坑沿一看，下麵有羅永浩、慕容雪村等好多認識的人。越看越心癢，結果自己一不小心也跳了下去。某日發微博如下：“這場混戰，首先放下武器者有智慧，你死我活隻是一廂情願的虛幻。韓寒電話裏聲音很好聽，用你文章，先電話感謝，雜誌出來後，親自寫信致謝，這樣有情商的做書人不多。他還愛聽《不會說話的愛情》，我個人相信他的審美判斷力和做人的基本禮節。”結果被轉發了四百次。有一條回複很可愛，“愛聽《不會說話的愛情》的孩子都是好孩子。”真希望明年春節，誰和誰再吵上一架，照這樣下去，電視台就要倒閉了。
年過完了，一大堆平凡的日子擁擠在未來。抓緊訂機票，北京像一個大磁石，你不喜歡，但總有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把你拉回去。國貿的地鐵、三環的堵車，以及一個個人山人海的飯局，不懷好意地召喚你。
雖是末世之年，個人的生活還是要煞有介事地繼續下去。小車不倒向前推，有個詞叫“飛龍在天”，然而我們隻是大地上，螻蟻一樣忙碌的龍的傳人。
“龍年吉祥。”對自己說，也祝福全中國。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不是那誰誰，不然，我會大吼一聲，報出他的名字，保準把厄運嚇得一溜跟頭地跑到別人那裏去。
在鐵西區小五路的某間平房裏，我爸爸趴在炕頭哭，我媽媽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兒，他說，去你媽媽那兒，我爬到媽媽那兒，她說，到你爸爸那兒去。這個場景定格在我人生的開始，大概那天醫生確診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導致終生失明。後來，媽媽帶我千山萬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裏上班加班，維持生計。我們經常會在異鄉的醫院裏，或者某鄉村旅館裏，接到來自沈陽的爸爸的彙款，還有他搜羅來的寶貴的全國糧票。我藥沒少吃，路沒少走，最後回到家，眼睛的視力終於還是徹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