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去采訪周雲蓬的時候，要進紹興一個公園拍點外景，公園管理處的人看見我們的攝像機，連票都不賣了。穿藍製服的大姐說：“公園今天維修。”我們說：“拍鳥，不拍人。”“那也不行。”一般人遇到這樣的情況要麼上火，要麼低聲下氣求一下，老周站在邊上，蔫蔫地問：“鳥也修嗎？”大姐被逼得隻好說：“也修。”
我們手忙腳亂拿了介紹信，請示她的上級，當他們確認了我們隻是拍攝“一個盲人歌手在紹興的文化生活”後，放我們進去了，後麵還有三五位很客氣地跟著。
進了公園，周雲蓬說：“領導是怕鳥有怨，一進門，孔雀跪一地。”
後邊跟著的人短促地笑了兩聲。
綠妖樂得眼睛彎彎，我問過她為什麼跟雲蓬在一起，她說：“王小波小說裏寫，一個母親對女兒說，一輩子很長，要跟一個有趣的人在一起……”
“就為了這個嗎？”
“有趣多難啊。”她說。
2
紹興小街光淨，橋上的青石頭被磨得鋥亮水滑，他和綠妖夾著手臂，不用盲杖，走得比誰都快。走過木店，他聞著刨花香，停下腳，讓我們買幾個新鮮的木陀螺。紹興雨多，開著電暖氣，圍著暗紅的光搓手哈氣，桌上幾個橘子，剝皮後又涼又沉又香。雨真冷，我說：“你一個北方人，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他覺得北京像湯，是水和火的結合體，老在加熱，在鍋裏，咕嚕嚕，老湯，一百年，很濃，“能解餓，但就是不新鮮”。熬到後來，除了金剛一樣的人，很多人都被煮成湯料了。
他說：“我老愛在半生不熟的時候蹦出來溜達。”
他說這是他的命，“人的一生往往圍著一個動機轉。音樂，也是第一句重要，有一個旋律動機的時候，這首歌的命運就注定了。”這個動機從他幼年開始，他媽帶著他看眼睛，坐綠皮火車到處跑。“絕望是沒有出路，一望一堵牆。不安是不知道看見什麼，還有百分之五十。”
在去富陽的火車上，我們聊天，有人覺得盲人到這麼多地方也看不到什麼，他一笑：“現在過錢塘江了吧。”
邊上的人都不知覺，“你怎麼知道？”
“過橋的聲音，比較空洞。”過了一會兒，他接著說，“人要被困住了，就想去新鮮的地方，每個地方的味兒都不一樣，連雞叫聲都不一樣，河南的雞叫聲就比西藏的暴躁些。”
這本書裏大多是他到處亂跑的記錄：翻跟頭的手風琴者，大熊一樣的胡德夫的手，一玻璃杯黃金一樣的陽光，香港的兩隻牛蛙像老頭一樣咳嗽著聊天，海南每棵植物下各自“劈劈啪啪”的雨，一個人的春節——臘肉白米飯老熟的陳香。
就這麼出出進進，停停走走，怕自己被砌在一種水泥模式裏，“不管是自強不息式的意義，還是流浪在路上的意義，要是被綁架了，其實都是在表演，哪怕這個詞多好聽。”
“人嘛，害怕沒拐杖。”我說。
“那也是一種綁架，我後來爭取盡量不依賴某一個人或者某個地方。關鍵要看是不是誠實，如果內心的聲音不是那樣的，就別那樣。”
3
他這種自我警覺性總是很強，用他的話說，“自由就是有權利不斷地懷疑，或者有懷疑的可能性，懷疑就是自我更新。”
很多寫詩唱歌的人不問俗事，老周關心世俗，他寫崔健與羅大佑，也是寫自己，“不願意總被群體意願附體……關鍵是誰也無法指認哪裏才是自我的邊界，並且……他們心很軟，不會先鋒到把時代遠遠地甩開。”
我們在紹興的小店裏吃芋艿，二十五塊錢要了四個菜、三碗黃酒，白米飯隨便加，他說：“這要是在北京，飯店不是自己房子，租金貴，老板肯定說，這還了得，為什麼不用地溝油？”
他寫的都是這類的感受，沒有以世界名著愛好者和業餘思想家自居，麵對公共性問題也是從個人出發，“有人傷害了你的朋友，或者傷害了你關心的人，你也覺得很疼痛，疼痛和幸福都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