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王朝內部的糟糕狀況已足夠使明王朝岌岌可危，那麼關外後金政權的入侵則讓國勢變得愈發不可收拾。滿族人建立的後金政權日漸壯大，八旗鐵騎縱橫關外。明朝軍隊雖然裝備優良（火器的配備率是當時世界第一），卻仍然無力抵抗。關外的明朝土地大片淪喪，而明朝政府組織的多次大規模反擊也都以失敗告終。明朝政府隻得在關外收縮防線，退守幾個大城池，將戰局的主動權拱手送人，自己則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
此時東南沿海的形勢也不樂觀。明朝末年海盜猖獗，日本浪人和中國海盜勾結，不斷侵擾東南沿海諸縣，燒殺劫掠。明朝政府多次前往清剿，但海盜流動性很強，而且撲而複燃，搞得明朝政府精疲力竭。後來，明朝政府采用了招撫海盜的辦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招降了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但隨著國勢的衰落，東南邊防問題也越發嚴重起來。
國家的外事已是萬分危急，朝廷的內部更是腐敗透頂、混亂不堪。曆代明朝皇帝疏於政事，造成了朝中宦官專權的局麵。宦官們掌握著殘酷的“特務部隊”——錦衣衛和東廠，有的甚至掌控明朝一些重要的軍權，以此迫害異己，獨霸朝堂。與他們相對的勢力是明朝的文官集團，然而這些士子文人非但不是國家的救星，反而成為重要的掣肘力量。明朝的文官們長期以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利益群體，他們相互結黨，共同對抗“宦權”甚至“皇權”。明萬曆皇帝就是因為感到自己在文官集團麵前無法有所作為，才一氣之下罷朝，自此28年不上朝。這些自詡“清流”的文人，很多也和朝中的一些陰暗勢力勾結在一起，其中有不少人還曾為權宦魏忠賢歌功頌德。
待到崇禎帝登基，他身前的大明王朝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蛀洞遍布，四下漏風，稍加外力便會房倒屋塌。即便崇禎帝胸懷大誌、兢兢業業，也已經無力回天了。
多疑自負釀悲劇
崇禎帝的不幸有曆史的必然因素，也有他自身性格缺陷所造成的問題，那就是他的多疑與自負。
崇禎帝的即位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他的父皇明光宗朱常洛並沒有把皇位傳給他，而是傳給了他的哥哥朱由校。按照曆代“父死子繼”的傳統，崇禎帝原本不會再有當上皇帝的機會。但朱由校荒淫早卒，且沒有子嗣，於是崇禎帝幸運地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崇禎帝自幼看盡了皇家的政治陰謀與爭奪，加之即位過程如此波折，便形成了猜忌多疑的個性。而他一登基就扳倒了大宦官魏忠賢及其黨羽，又讓他對自己的能力和對未來的期望有了過高的估量。
一心圖強卻趕上時運不濟，國內外諸事無一順意，這讓心氣頗高的崇禎帝有了挫敗感。為了扭轉時局，他更加苛刻地要求和約束自己，行為近乎極端；同時，他也以同樣苛刻的標準要求臣子，幻想著他們能如自己一樣恪盡職守，任勞任怨。如果臣子們工作做得稍有不妥或者懈怠，崇禎帝便會認為這是臣子無能、不忠甚至有謀反之心。這種歇斯底裏的心態使得臣子們人人自危，整日戰戰兢兢、提心吊膽。
崇禎帝在位的17年中，由於不信任或者反感，一共任免過50位內閣大學士，這幾乎相當於宋朝一代大學士的數量總和，可謂曠古未有。同時，朝廷各部臣子也被他走馬燈似的更換，其中包括17位兵部尚書（其中多人被他下獄處死或者流放）、16位刑部尚書、13位吏部尚書、13位工部尚書、8位戶部尚書。在調配前線作戰將領方麵，崇禎帝更是毫無耐心可言。負責對後金作戰的總指揮官接二連三地被裁撤替換，有的是因為某一場戰役的失利，還有的甚至是因為進行戰略防禦而被崇禎帝認為是“怯敵”，於是予以罷免。在鎮壓農民起義軍的過程中，崇禎帝同樣如此。與此相對，崇禎帝不斷地詔令天下廣薦賢才，自己則認定了身邊的臣子無能和瀆職。
崇禎帝對朝臣不僅任免頻繁，而且獎懲刻薄。崇禎帝一朝，先後有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被委以軍事重任。然而崇禎帝卻讓他們幾乎無一善終，不是被遷怒處死（有的甚至遭到“淩遲”之刑），便是被逼上陣戰死沙場，其餘的則是孤軍被圍而得不到援助，最後或被俘，或倒戈投降。其中，崇禎帝因皇太極一個簡單的反間計而冤殺“國之屏障”袁崇煥，則是最為著名的“自毀長城”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