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
有學者提出“作家學者化”的口號，這是鑒於新時期文壇的現狀而提出的一種呼籲。新時期的文學作家群主要由兩部分組成，即20世紀50年代初出現的一代作家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現的一代作家。雖然命運多舛，但他們或者處於生活的最底層，或者長成於“文革”時期，都飽嚐了人生滋味，又具有比較豐富的生活積累，這對文學創作題材的開拓有著重要意義；但與“五四”一代作家相比，他們卻又具有學養不足、文化視野狹小、知識儲備相對單一的曆史局限性，即或借鑒外國文學，也基本上依賴於中文譯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智量的這部《饑餓的山村》就特別顯眼了。
這部以沉鬱筆調寫就的長篇小說，是以天災人禍所造成的史稱“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西北邊遠地區的農村生活為素材的。它敘述了一個被判為右派的知識分子，被發配到這個偏僻荒涼的小山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期間所目睹的當時農村中掙紮在饑餓死亡線上的男女老少。這是一個負傷的知識分子所親曆的生活場景，展現出在天災人禍的逼迫下，人性與獸性的搏鬥，希望與絕望的交織，黑暗與光明的對照。其中主人公是以“惡毒攻擊”的罪行被劃入異類的知識分子，這又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方式。他看到了真實的生活，卻又限於身份而噤口難言；在他的思想深處，同樣也產生了是非善惡的鬥爭，這更加深了他內心的痛苦。尤其使他感動的是，這些“愚而貧”的農民並未把他當做“敵人”對待，而是以同情和憐憫的心情來接待他、關心他、幫助他；這又從另一個方麵表明，他們都是在同一命運下掙紮求生的不幸的人們，他們倒是真正的“階級兄弟”！這是一種曆史的反諷，這是生活的真實，它更能觸發人們的深思，因為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
小說在主題發掘和藝術表現上所獲得的成功，應歸因於作家豐富的生活體驗與積累，他以充沛的感情投入對生活的審視，又以理性思維揭示生活的底蘊。盡管他筆下的生活事件和人物是平凡的，卻具有著地方的特色和人物的個性，更充滿了特定的時代與曆史的色彩。它反映了有幾千年曆史沉澱的封建主義是以怎樣的新麵目即革命的麵目出現的曆史真實，這是曆史的不幸，同時又是巨大的精神財富；它啟發人們認識我們這個基本上是農業國的社會，在擺脫曆史重負的努力中所具有的長期性、複雜性、尖銳性的矛盾；它使人們警醒和警惕，從而認識到自身的責任感以及今天的開放改革政策與走向市場經濟的方針的曆史意義，這就是它作為精神財富的本質意義。
在中國新文學發展中，“教授小說”是具有一定傳統的。但智量的這部長篇小說，卻又不同於普通意義上的“教授小說”，它在反映生活的廣度、深度和力度上已大大超過了“教授小說”通常的閑適飄逸的境界，並且能夠再現生活的原始麵貌，既挖出了垂涎血與肉，又達到了超越現實的一種哲理性思考的深刻境界，從而明顯地區別於那些坐在書齋裏的“不食人間煙火”式的“教授小說”，使作品具有一種清新動人的藝術風貌和文學價值。而作者那深湛的俄國文學素養，不僅鍛煉了他的藝術描寫功力，而且使作品更富於獨特的文化和美學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