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去北京！”每當我從上海前往北京采訪時，上海的朋友們差不多都這麼問我。
確實，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碼上百次了吧。雖然我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可是，我的創作“根據地”卻仿佛在北京。上海的文友都開玩笑稱我是“半個北京作家”。
美國紐約有條著名的“百老彙大街”，而北京的“百老彙”才是名副其實的。我奔走於北京的“百老彙”，奔走於白發世界，請曆史老人們麵對我的錄音機，細細回敘那鐵馬金戈、風雲突變的往昔。
為了創作《鄧小平改變中國》，我在北京頻頻出入於那幾處“部長樓”，也去了中南海，還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大院以及《求是》雜誌大院，甚至還到西北郊的中共中央黨校采訪。
《鄧小平改變中國》寫的是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我注意到，中國人有句掛在嘴邊的話：“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句話，在各種各樣的文件上常常見到，在大大小小的報告會上常常聽到，在報紙、雜誌、電視、廣播裏屬於“高頻詞”——這一“高頻詞”現象，形象地反映了這一會議的重要性。
縱觀中國共產黨走過的道路，有兩次會議是至關重要的，是曆史的轉折點：一次是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從此，中國共產黨逐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另一次則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從此，中國共產黨逐步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人們已經習慣地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稱之為“新時期”。人們已經習慣地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進行的艱難的工作，稱之為“新長征”。
從遵義會議開始的是“毛澤東時代”，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是“鄧小平時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時期的遵義會議”。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關於遵義會議的紀實長篇《曆史選擇了毛澤東》。我決心寫一部姐妹篇──關於“新時期的遵義會議”的紀實長篇。
比起遵義會議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難寫得多。正因為這樣，對於這部長篇的寫作，我已是“幾起幾落”了：早在1987年前，我便注意到這一重大題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後，馬上發覺寫作難度很高，未敢著手，撂在了一邊。在1994年，又開始著手采寫，寫了一部分之後仍放下來，中途輟筆。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協會忽然緊急召集專業作家會議。我來到會場，才知道中國作家協會通知，上報1996年度作家創作計劃，以便從中確定若幹長篇作為重點選題。當時，給每一位專業作家發了一張表格，要求當場填好。我就填上《轉折》，內容是“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紀實長篇”，計劃在1996年度完成。
此後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協會的通知，說是中國作家協會從全國各地作家協會上報的1200多部長篇選題中，選定了22長篇作為重點，《轉折》被定為“主旋律作品”選中了。接著，《人民日報》《文藝報》《文彙報》等許多報紙報道了中國作家協會1996年度的22部重點長篇。
列為“重點”之後，中國作家協會創作聯絡部不時來電，詢問創作進度。這促使我抓緊這一長篇的寫作。我不能不放下手頭的其他創作，全力以赴寫《轉折》，終於寫出了40萬字初稿。寫畢，看了一遍，覺得要作大修改、大補充才行，又重新改了一遍，定稿時全書為50多萬字。
這部長篇最初叫《轉折》，有的朋友建議應該加上一個“大”字，於是改為《大轉折》。後來，八一電影製片廠的電影《大轉折》上映了，為了加以區別，改名為《1978大轉折》。最後，又加上“中國命運”四字，定名為《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為了寫《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我在北京“馬不停蹄”，全天候采訪。通常一早就出發，上下午都安排采訪。有一回甚至采訪到深夜11時。在離開北京時，數了一下，總共采訪了20多人，錄了近40盒磁帶，拍了3卷多膠片。我還特地去當年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進行拍攝，以求寫作時多一點“現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