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永樂皇帝的傳記是根據1998年出版的《馬上天子》一書修改而成，書名被改做《篡明：朱棣和他的大明皇朝》。這些年興起的明史熱，使我頗受鼓舞。像十多年前一樣，我又重新泡到史料堆中，對全書內容重新做了一次詳細的校訂和潤色。工作之餘去泡故紙堆的感覺雖然久違，但依然還是那樣投入和愜意。記得在社科院曆史所學習中國古代史研究生課程時，商傳先生開設的“明成祖與明初政治”的專題給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將建文新政到永樂繼統的曆史嬗變講得波瀾起伏，學生們則聽得如醉如癡。正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對明初的政治走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不僅因為那是有明一代政體和製度形成的重要時期，而且因為那時發生的一切頗能引發今日治史者的種種思考。唐時杜牧在《阿房宮賦》裏有一句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說的雖是秦漢間事，永樂朝的前前後後，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永樂皇帝朱棣在正史中被描繪成一位才智卓越的聖主。正像漢武帝是與張騫通西域聯係在一起，唐太宗是與“貞觀之治”聯係在一起，永樂皇帝朱棣的名字也是與鄭和下西洋、五出漠北、營建北京等一係列超邁前古的功業緊密相連的。不用說在明史上，就是在整個中國曆史上，他都應該占有重要一席。但朱棣果然就是個聖主嗎?從官書的記載中找一些材料證明他的聖明是很方便的，比如他的宵衣旰食、勤於政事，他的居安思危、勤讀不怠，他的堅毅果決、百折不撓……但我總以為，他之所以傾其畢生心力建功立業，雖欲留聖主之令名，實欲洗篡弑之恥。那些業績是功是過，何敗何成，自應給予恰當評價；而其以藩王起兵謀叛，血腥屠殺建文遺臣，重用特務、宦官，且好大喜功、勞民過甚，實在是封建統治者殘酷性的充分表露。人中最高最尊貴者莫如天子，但人性中的惡也每每集中於天子身上。
臣子之惡，畢竟還可以有王法和清議去製止，天子則不受任何約束，何況朱棣又是這樣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梟雄呢!在南京明故宮的遺址上，至今還留有建文遺臣的血跡碑，盡管已經過去了六個世紀，但近自朝廊，遠及雨花台，碧血青燐依然觸目驚心。大屠殺的事實不是容易抹去的，漫步於南京城裏城外，隨處都可以踏到那一個時代所遺留的殘跡。風日鮮澄，綠草如茵，也總不能免去一種肅殺之感。即便是明代人最引為自豪的《永樂大典》，其實也並非出於朱棣聚眾修書的雅興。故有史家論:“靖難之舉，不平之氣遍於海宇，借文墨以銷塊壘，此實當日之本意也。”前有宋太宗修三大部書，後有清乾隆皇帝修《四庫全書》，與其說是文化優容，毋寧說是文化專製更確切。魯迅先生曾痛陳：“自有曆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又想起長陵神功聖德碑上“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那些神聖莊嚴的字樣，不由從脊背間透起一股涼氣。對曆史人物的研究，本來應該是一樁十分冷靜、客觀的工作，但坦率地講，我在研讀這段曆史時，常常難以抑製內心的感情。
雖然朱棣在民間口碑不佳，但為他說好話的曆來不乏其人。《明實錄》中的文過飾非者自不在話下，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贄也說：“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於今。士安於飽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我以為，這恐怕應算作狷介之士對當朝現實的一種矯枉過正之語。近年來讀到一些朱棣的傳記，傳主被刻畫成一位雖然嚴酷卻值得肯定的一代英主，似乎還是很不夠的。準確一點兒說，他應該是一個卓具才能的暴君，不論從人文主義的眼光看，還是從大曆史的高度看，他帶給人民的災難都要大於他的貢獻。中國曆史上不乏這樣一類暴君，過去老百姓所說的暴君秦始皇、隋煬帝大致都可歸於此列。所不同處在於秦、隋皆短命而亡，而明皇朝在朱棣身後仍然得到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