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時可食，令人心歡，可謂靈根矣！”
到了北宋，周敦頤《愛蓮說》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與中國君子的人格密切聯係起來：“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算是對荷人格寓意的最後定性。
這不，一位當奶奶的領著孫子從我背後走過，我也聽到她對孫兒說其中那個差不多人人知道的短句。可惜，說完這句她就登上舊城牆邊的涼亭，用蒼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激越的紅歌了。
我避開這個合唱團，去園中的楊升庵祠。
這座園子，在明代時，是新都出了當朝首輔又出了楊升庵這個狀元的楊家的花園。看過當地的一些史料，考證說，這個園子的水麵上，早在唐代時就種植荷花了。所以叫桂湖，不叫蓮湖，是因為後來由楊升庵親自在這荷塘堤岸上遍植了桂花。現在；不是桂花飄香的節令，隻有荷塘上漾動的馨香讓人身心愉怡。但懷想起這個園子當年的主人楊升庵，卻不免心緒複雜。
升庵是楊慎的別號。楊慎生於公元1488年，明正德六年狀元，人京任翰林院修撰，翰林學士。公元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月，明武宗朱厚照病逝，武宗沒有親生兒子，便由他堂弟朱厚璁繼位，是為世宗。世宗當上皇帝，要讓生父為“皇考”。楊升庵的父親，時任首輔楊廷和等認為，繼統同時要繼嗣，也就是新皇帝應尊武宗之父為皇考，現任皇帝的生父隻能為“皇叔考”。這麼一件皇帝家裏並不緊要的家事，釀成了明史上有名的“議大禮”之爭。一個國家的權臣與文化精英為這件屁事爭了整整三年。明世宗朱厚璁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明武宗之父明孝宗的侄子。因武宗無子，這朱厚璁才繼承皇位。
按照封建王朝舊例，即所謂“禮”，朱厚璁應視為明孝宗的兒子，尊稱明孝宗為“皇考”，而隻能稱自己的親生父親為“本生父”或“皇叔父”，絕不能稱為“皇考”。多數大臣，包括楊廷和、楊升庵父子的意見都是這樣。但也有少數阿諛拍馬的大臣認為朱厚璁是人繼大統不是人嗣為人後，故應稱本生父為“皇考”，而稱明孝宗為“皇伯考”。朱厚璁自然非常讚同後一種意見，並責問楊廷和等人說：“難道父母可以移易嗎？”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楊升庵鼓動百官，大呼：“國家養士一百三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反對派二百多位官員，跪伏哭諫。嘉靖皇帝大怒，把一百三十四人抓進牢獄，廷杖了一百八十多人，也就是當眾扒下褲子打屁股，當場就有十七人活活被打死。楊升庵也在十天中兩次被廷杖，好在命大，又死而複蘇。後與帶頭鬧事的另外七人一道，受到編伍充軍的處治，被貶逐到雲南永昌（今保山）稟持儒家精神的傳統知識精英，常把大量的精力甚至生命浪擲於對封建製度正統（“禮”）的維護，其氣節自然令人感佩。但在今人看來，皇帝要給自己的老子一個什麼樣的稱號，真不值得楊升庵這樣的知識精英付出如此慘烈的代價。在家天下的封建體製中，知識精英為維護別人家天下的所謂正統的那種奮發與犧牲，正是中國曆史一出時常上演的悲劇。這個悲劇不由楊升庵始，也不到楊升庵止。他們這樣地義無反顧，如此地忘我犧牲，真是讓人欷戯感慨。頂著烈日，站在楊升庵塑像前，心裏卻冒出幾個字：為什麼？
這個楊升庵並不是我特別敬佩的那個楊升庵。
我對這位古人的敬佩源於在雲南大地上行走時，從當地史料和當地人口碑中聽到的那些有關他的傳說。明朝於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攻取雲南以後，建立衛所屯田製度，先後移民漢族人口三四百萬到雲南，使雲南人口的民族結構產生了變化。至於楊升庵本人，從37歲遭貶到72歲去世，三十多年在雲南設館講學，廣收學生，而且，還在雲南各地遊曆考察，孜孜不倦地寫作和研究，寫成了牽涉眾多學科的學術著作。以他百科全書型的知識結構和不畏強權的人格魅力，使得雲南各族人民在楊升庵之後形成了一股學習中原文化的巨大潮流。這是知識分子的正途，在一片蒙昧的土地上傳播文化新知，以文化的影響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鑄造貢獻了巨大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