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半生為人》
高爾泰
一
近讀《半生為人》，感慨萬端。
這是一個當年的幸存者，講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們那些“從不懷疑中產生了懷疑”的、“早已潰不成軍的反叛者們”失敗的初航。不是重新結集的號角（從來沒有過一支嚴密的隊伍），不是再度出發的戰鼓（所謂戰鼓隻屬於那文字還能召喚人們的時代），隻是在曆史潮流的漲落之中，沉澱下來的一些個體經驗。隻是一個瘦小、纖弱、坐過牢的女人，在一個接一個地給親人和朋友們送葬以後，帶著一個孩子，在絕境中掙紮過來的苦難曆程。
沒有淒厲的絕叫，沒有劇烈的抗議，沒有深長的悲歎。萬千心事，凝成了這麼一本，如此憂傷又如此美麗的意義之書。如同天問，如同長歌當哭。
我用“憂傷”一詞，作者未必認同。我所謂的憂傷，是指人對於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誕殘酷的年代，還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嗎？有的，那就是叛逆——意義的追尋。荒誕殘酷中的意義，就是對荒誕殘酷的抗爭。那些不能安於無意義狀態的意義的追尋者們，原本分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由於共同的追尋，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這種人際關係，在商業時代已經不可想象。
這所謂憧憬，可以說是一種思念的情感。直接的是對那些初航時分曾與並肩的水手們的思念；間接的是對一種被理想主義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際關係的思念。這個，實際上也就是，對於一種更高人生價值的思念。由於那種照亮生活的理想主義，以及與之相應的人際關係現在已經杳不可尋，所以這個思念，或者說憧憬，就成了我所謂的憂傷。
以憂傷為基調，也就是以情感為主導，隻聽從心靈的呼聲。這樣的書寫，隻能是個體書寫。不服務於任何共同主題，也不受製於外來指令或需要。因此個體書寫，才呈現出無限豐富的差異和多樣性，各有特點。
徐曉此書，就不同於“孤島張愛玲”那種。張愛玲麵對的是無數細小虱子（“人生是一襲華麗的袍，爬滿了虱子”）。徐曉麵對的是一頭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不僅麵對，她還要抗爭。以致她的個體書寫，隻能是一種群體意識籠罩下的個體書寫。意識領域群體和個體之間的曆史性碰撞，使全書整體上形成了一個矛盾衝突的張力結構。情感主導的張力結構，作為符號，更像是詩，而不是戲劇。這是本書的特點。
我讀《半生為人》，像是讀一首長詩。幸福或者意義都隻能在追求它的過程中得之。人在無過程狀態中對於過程（幸福或意義）的憧憬，具有逃避現實的成分。對於已經逝去的“意義”的思念，首先是一種對於當前強權橫行無忌人們唯利是圖的現實的逃避。真要回到從前，那份殘酷慘烈，沒人願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換得，那種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說意義）也罷。
所以我說，這是一首憂傷的長詩。說來矛盾，正因為如此，我讀此書，一方麵是切膚之痛曆久長存，一方麵又得到一種審美的快樂，一種慰藉，甚至鼓舞。為那些不能安於無意義狀態的意義的追尋者們，即使在今天的人們已經無法想象的殘酷慘烈之中，也能創造出如此美麗、如此有意義的人生。難免要想一想，他們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二
這本書，比之於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沒那麼波瀾壯闊。比之於齊邦媛的《巨流河》，沒那麼源遠流長。但書中的人們，各有其心靈的而不是履曆的自我，獨一無二，不可重複。他們在共同的宏觀背景下展現出來的微觀心理，另有其多維的廣闊和縱深，標誌著“個體”的存在。特別是在那個，智力在暴力麵前、群體在唯一個體麵前雙重失能的時代，要透過無數被工具化、數據化、符號化了的公共麵貌，發現個體的存在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