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持續地壓製流向美國的（中東地區）情報，包括美國情報部門截獲的阿拉伯官員對戰爭準備的確認。華盛頓在戰爭期間的表現和戰後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確地執行了彼爾德伯格5月會議的路線。阿拉伯的石油生產國成為全世界泄憤的替罪羊，而盎格魯-美國的利益卻悄悄地躲在幕後。[3]
在基辛格的誘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個與美國達成合作的歐佩克國家，它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債券，從而實現“石油美元回流”。然後基辛格過關斬將，到1975年，歐佩克的部長們同意隻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世界貨幣於是進入了“石油本位”的時代。
石油價格暴漲導致了石油貿易結算對美元需求的暴漲，終於使美元在國際上重新獲得有力支撐。
從1949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價格一直穩定在1.9美元一桶。從1970年到1973年，油價逐步上升到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16日戰爭爆發後不久，歐佩克將油價調高70%到5.11美元一桶。1974年1月1日，油價又上漲了一倍，到11.65美元。從1973年彼爾德伯格會議之前到1974年1月，石油價格果然上漲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裏的尼克鬆總統還試圖讓美國財政部向歐佩克施加壓力，讓油價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內情的官員在備忘錄中寫道：“銀行家對這個建議置之不理，而強調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對付高油價，這是一個致命的決定。”
隨後而來的高油價時代，造成了西方各國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人民儲蓄被大幅洗劫，更為不幸的是毫無防範意識的發展中國家。恩格解釋道：
石油價格400%的暴漲對於以石油為主要能源的國家經濟造成了很大衝擊。大多數缺乏石油資源的經濟體，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難以支付的400%的進口能源成本，還不必說農業使用的從石油而來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貿易是順差，處在一個健康的經濟發展狀態。到1974年，印度的外彙儲備為6.29億美元，卻要支付兩倍於此的進口石油費用，即12.41億美元。同樣到1974年，蘇丹、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非洲和拉丁美洲，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麵臨著貿易赤字。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1974年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達到了350億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並不奇怪的是，這個赤字總和恰好相當於1973年的4倍，也就是說與石油價格上漲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強勁的工業生產和貿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範圍內的工業與貿易萎縮所取代，其嚴重程度是二戰結束以來之最。[4]
20世紀70年代，許多正在實施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陷入對世界銀行低息貸款的嚴重依賴，石油價格猛漲使得這些國家的大量資金被高油價所吞噬。發展中國家麵臨著要麼停止工業化進程，從而無法償還世界銀行過量的貸款，要麼就得向世界銀行借更多的錢來購買石油和償還巨額債務的本息。
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手設套的國際銀行家早已張網以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一係列苛刻的援助條件，再強逼著這些稀裏糊塗就倒了大黴的發展中國家喝下著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四副良藥”，即國家核心資產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場化和自由貿易國際化，大部分國家喝下這幾副藥後非死即傷，個別抵抗力強的國家也落得元氣大傷，民貧國弱。
就在發展中國家掙紮著到處借美元進口昂貴的石油時，又一個晴天霹靂在等待著它們。
保羅·沃爾克：世界經濟“有控製地解體”
沃爾克當選（美聯儲主席）是因為他是華爾街的人選。這是他們的開價。為人所知的是他很聰明和保守，不為人所知的是他即將掀起一場巨變。
查爾斯·吉斯特，曆史學家
1973年，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為了加強北美、西歐和日本金融界之間的關係，在布熱津斯基的倡議和協助下組建了一個名叫美、歐、日三邊委員會的團體。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均是北美、西歐和日本的一些大銀行家、大企業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並在紐約、巴黎、東京分別設了三個總部，由這三個地區各出一人擔任主席。紐約總部的主席理所當然是戴維·洛克菲勒，作為戴維·洛克菲勒的心腹謀士的布熱津斯基便成為這個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執行主任。布熱津斯基有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臘斯克，是佐治亞州人，他在肯尼迪·約翰遜掌管白宮時曾擔任國務卿。他向布熱津斯基建議邀請佐治亞州州長卡特參加三邊委員會，並一再讚美卡特的創業魄力和政治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