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蔡澤將軍一般赳赳應命。
送嬴柱回宮後，蔡澤當即召六位大臣到丞相府議決。駟車庶長、鹹陽內史與行人異口同聲無異議。太史令也不再堅持情勢說，申明隻要朝野信服便可行。太廟令無可無不可，終歸是點頭讚同了。惟獨老太祝咬定勝而不吉的卦象，堅執認為隻有龜卜才是預知天命國運的“信法”，餘皆不足為國運斷！老駟車庶長三人當即憤然指斥太祝疑昭襄王郊見上帝，荒謬過甚，當交廷尉府論罪！老太祝卻是冷冷一笑：“天命不足為人道也！老夫言盡於此，論罪下獄何足懼矣！”便板著臉不再說話。太史令與太廟令卻隻看著蔡澤一言不發。蔡澤本欲論說一番，然慮及一旦扯開越說越深反倒不妙，便斷然拍案道：“先王密書不期而發，秦王之意已決，我等隻議如何實施，餘皆擱置！天道幽微難測，一人孤見亦是常情，容當後議。”
這一決斷既顧全了事務又避免了難以爭辯清楚的糾葛，六臣異口同聲讚同，蔡澤便立即做了部署：駟車庶長與鹹陽內史籌劃征發民力修建新陵，蔡澤領太史令草擬頒行金匱密書的國府說帖，並籌劃葬禮議程；太祝太廟堪定墓葬地，並卜定國葬日期；行人向山東列國發出國葬文告，並派斥候探察六國動靜。部署完畢分頭行事，蔡澤七人便大忙起來。
次日，隨著金匱密書與國府說帖的頒行，秦昭襄王雍城郊見上帝的故事便在朝野秦人中流傳開來，各種疑雲與反對改葬的議論頓時煙消雲散。老秦人終是相信了上帝，相信威烈老秦王東葬定然是秦國大出的吉兆！
第八章 風雨如晦繁難國葬學問騰挪（6）
卻說老太祝奉命堪定墓地，竟是大大為難起來。
華夏傳統，自古便有墓地擇陰陽的禮法。《詩。大雅。公劉》便是一篇記載周人先祖公劉以陰陽法測定豳地為周人定居地的故事。有雲：“篤公劉，既溥且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君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商周時期，陰陽堪地法已經流播天下，舉凡建造都邑城郭民居，抑或部族遷徙死者安葬，都要卜地卜宅，更講究者還要卜鄰——以陰陽法選擇鄰居。《左傳。昭公三年》記載：“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春秋戰國之世，陰陽法便發展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個獨立學派——陰陽家。所謂陰陽，原本是相地中的說法，陰為不向陽的暗麵，水之南，山之北也；陽為日照之光明麵，水之北，山之南也。及至《周易》出現，陰陽一辭便由單純的明暗之喻擴展為萬物之性，進而演化為“道”論基石，此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從而成為所有神秘學派的根基學說，自然也是相地的根基學說。如此流播，後世便將堪輿者稱為“陰陽先生”。
然則，戰國之世學術蓬勃興旺，治學與實際操持已經有了區別，專一治學的名士往往未必是世俗踐行的各種師家。譬如慎到是法家治學大師，卻始終沒有實際參與任何一國的變法實踐；鄒衍為戰國陰陽家的治學大師，卻不是真正操持相地的地理師或堪輿師。其時，相地的學問根基是“地理”說。《管子。形勢解》雲：“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禮記。月令》雲：“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所謂地理，後世東漢的王充在《論衡。自紀篇》先給了解說：“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穀謂之理。”後有唐代孔穎達注文再解：“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地理。”由此可見，地理者，地勢之結構條理也。地理說雖可視為操作之學，畢竟其立足點尚是治學，而不是專一的世俗操作。於是，戰國中後期便有了專一的相地操作家，這便是堪輿師。堪者，天道也；輿者，地道也。所謂堪輿，便是合天地之道以斷地勢。
戰國最有名的堪輿師，恰恰便是秦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