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祐樘在戶部增設通財司和鹽典司已經有三年多了。
這件事他考慮了很久，這是他對大明江山治理方略的一次謹慎的試探。
他原以為這件事對朝廷官員的利益並無損害，某種意義上，這增加了戶部的職權和官員的收入，不會有什麼太大的阻礙。
然而他並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個似乎微不足道的變革竟然也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督察院的禦史們以為這是與民爭利，民間錢莊辦得好好的，官府根本不懂其中運轉，湊什麼熱鬧？
事實上，這一次禦史所說的並非完全沒有道理。通財司設置以來，官辦、民辦錢莊並行，有些藩司（行省）官員思路活泛，比如浙江布政使就推行相當積極，派遣官員專門辦理此事，鼓勵民間在官辦通財莊典當周轉，在有官府背書的情況下，倒是頗見成效；但這卻勾起了當地鎮守太監的紅眼病，跟朝廷奏疏請求參與；
但鎮守太監貪鄙成性，不說對錢財之事一竅不通，卻愛指手畫腳，可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沒幾天杭州的通財莊官員就沒了心氣兒，消極怠工起來了；
而有的藩司遇到的阻力就大的多了，比如山西，那裏本就是民辦錢莊的老巢，各商人合夥給通財莊做局，前幾日存放了上萬兩黃金，等官莊轉運流轉，就立即擠兌，幾乎導致了官辦錢莊的破產，鬧出事來。
朱祐樘連夜派戶部左侍郎邱濬趕往山西，同山西巡撫馬文升一同處理此事，才總算有驚無險的把事情壓了下去。
鹽典司就更麻煩些，根據“開中法”，邊商每年根據邊境守衛官兵所需糧草，把糧食運到邊境換取鹽引，然後到指定鹽場支鹽，再到指定區域賣鹽。
但鹽典司的出現使“開中法”幾乎廢止，朱祐樘原本的想法是，鹽務官營，賺下的錢發放給邊境官兵邊補就是，這樣邊商運糧到邊境去賣，同樣利潤不菲。
然而，他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鹽務的官營成了兩頭貪腐，一頭是營運鹽務的官員，一頭是拿著補貼的邊軍將領，士兵根本拿不出足夠的錢去買糧食，相對而言，蒙古人給的價碼要高出一大截，所以，邊商寧願冒險把糧食布匹賣給蒙古人。
這兩件事讓朱祐樘徹底明白了治國之難，自己的布局在這個時代似乎寸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一方麵是人才缺失，另一方麵則是社會背景的複雜。
對於這兩件事，朱佑樘想來想去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的靈丹妙藥，隻能有表及裏慢慢來辦了。
他的想法是從吏治入手，一方麵開科取士，選拔一批真正有真才實學的年輕人來實現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麵，他準備從商人之中選拔一些人充實到“通財司”和“鹽典司”中去。
這樣既能讓有本事做好這件事的人得其位，也能消除一部分來自商人的阻力。
因此，當官員上奏請求撤銷傳俸官的時候，他罕見的成了簇擁派，這一方麵令李孜省為首的傳奉官們頗為驚訝，更令朝廷大臣們也很是不解，其中就包括了劉大夏和李東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