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
而另一方麵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
由於民怨沸騰，朝廷讓李鴻章接接手此案，而曾國藩則被派駐為南京總督。
交接當日，曾國藩忍不住問:"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麼辦"
李鴻章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隻同他打痞子腔。"
“自私打痞子腔？”
“就是胡攪蠻纏，假裝聽不懂。”
“就這？”
“啊，就這。”
師生二人再也沒有當年那樣推心置腹的交談了，二人就如官場上的陌生人一樣，交接了事務和印信，告別了。
李鴻章接茬與法國人談判，經過幾輪談判之後，他同意賠款40萬兩，派一個使團前去法國道歉，將天津知府和知縣充軍，8名肇事者處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
其結果一對比可知。
其時法國人現在正與普魯士王國忙著打仗，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來糾纏此事，李鴻章早已查清原因，故此拖延時日，胡攪蠻纏，法國人實在無奈，退讓了，妥協了。
曾國藩深感個人不稱職，同時不斷受到保守派的譴責，內心灰心喪氣，他在致友人書中說道:"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後在富厚堂家中去世。
教案了結之後，大臣崇厚作為專使，去歐洲向法國道歉，以示與法國"實心和好"。
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達馬賽時，普法戰爭正酣，法國政府無暇接待。
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國第三共和國首任總統梯也爾接見。
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書呈遞，並希望法國對中方懲凶與賠款感到滿意，梯也爾回答:"法國所要的，並非(中國人的)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
1897年，望海樓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後被重建起來，1900年又在庚子之亂中第二次被燒毀。1903年用庚子賠款第二次重建。
天津教案的談判，直接導致了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並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結果，同時也將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師生之情砸得粉碎，這一次再也不可能重新和好了。
也是在李鴻章坐鎮天津的時候，成立了天津機器局，為後來北洋水師的成立打下了基礎。
1871年(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辦理完天津教案後不久，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
這本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李鴻章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中，看出日本“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
果然，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台灣巡閱，並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灣。
此事最後雖以簽訂《中日台事條約》而暫時平息，但後來日本還是於1879年(光緒五年)乘隙吞並了琉球。
麵對清廷內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
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製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盡可能多的和平時間。
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
但是諷刺的是，在簽訂逼迫中國出讓利益的不平等條約時，李鴻章是列強最喜歡的談判對象，常常是列強指定李鴻章去談判，甚至在與俄國簽訂條約的過程中千方百計賄賂李鴻章讓他來談判。
這是為什麼呢？
所有人都認為正是由於李鴻章貪財，列強指定他談判可以以給他少數賄賂為前提，逼迫他簽訂許多出賣國家利益的不平等條約。
的確，在他的一生中，總計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多達三十幾條，幾乎都是賣國求榮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開放租界，等等，使列強堂而皇之地侵入中國，瓜分了中國。
那麼如果不是他，這些條約就不會簽訂了嗎？
數次派出其他外交使臣去談判的結果，都不如李鴻章的談判的結果更有益，損失更小。
那麼如果李鴻章不簽約會怎麼樣？
毫無疑問，引發更劇烈的戰爭。
如果沒有李鴻章，仗會打贏嗎？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可是會再早個三五十年，中國就已經被列強給剝皮切骨，吃得一幹二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