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苦的地方，人們活不下去，就隻好四處流竄。於是在軍閥混戰時，不管直係奉係，南軍北軍，打槍拚命的大兵多說山東話；天津賣水的，北京掏糞的，鐵匠爐，鍋餅鋪，打拳賣膏藥，唱曲闖江湖的大多是齊魯方言。我父親給張大帥扛過槍，和“駱駝祥子”搭過伴，所以我才能寫兩筆京津風俗小文。我在日本碰到個鄉親，當雇傭兵和夥夫走遍歐美兩洲，最後落在東京街頭擺地攤，賣“各國西餐”（全是“兵營風味”的食品）。
“越窮越革命”這句話，後來遭到濫用，不大興時了，四十年前在我們家鄉卻實在是真理。所以八路軍一到，人們的革命熱情就迸放了出來，平原成了抗日根據地之一。我參軍的時候，同一個部隊裏常有來自一個村的三四代人。因為多是同族，孫子當班長，爺爺當夥夫，重孫子當通訊員的“父子軍”並不稀罕。至今我村軍屬多，烈屬多，參加過抗日的老幹部多。平原人，遠的不說，從鬧義和團算起，為改變自己貧困的生活命運付出了多少生命，流淌了多少鮮血啊！
今天我終於看到它“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了。隻有共產黨的撥亂反正政策，才有這奇跡！今夜怎得安眠呢！這二百八十元得來不易呀！
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這幸福溫飽的景象一度是距離我們這麼近、看得這麼清晰的。可是陰錯陽差，又遠去了，又模糊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場誤會不久，我的親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東北大森林裏去了。他們到北京求我幫助路費，訴說困難。我拍著桌子怒斥他們“攻擊三麵紅旗”。後來，他們流落在一個小車站上衣食無著，來信叫我寄點錢去幫助他們繼續趕路。我為“劃清思想界線”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個組織部門裏去，以示我這“戴帽右派”要繼續革命，並從此兄弟間斷絕了關係。我以為我是對的。不久之後，一個四十年前領導過我的老同誌來北京看病，見到了我。我知道他一直沒離開平原一帶，就打聽家鄉真相，他沉默了許久，低聲說：“平原人為革命出過力。作為共產黨員，我怕見他們。咱們沒把事辦好啊……”我很困惑，從此，我再不敢打聽家鄉的事。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隨著又有兩個同誌來訪，信是德州地區文化局寫來的。來人是距我村隻有半裏路的一個鄉親——我弟弟的同學。他們說家鄉在辦一個“小說寫作學習班”，叫我去講點什麼。我的天！是我聽錯了還是當真又“換了人間”？家鄉的老百姓居然不僅要看小說，而且還學習起寫小說了，這可得是先吃飽肚子才能有的“閑心”咧！曾經有朋友出於善意，批評我的小說是“吃飽飯後的文學”，我並不反感，因為我暗自以為，人在饑火如焚的時刻是無暇顧及什麼“三言二拍”、民族風格、現代派、意識流等等閑事的。於是我去了。
讓我坦白地說一句：三年前我去日本訪問，看到我離開三十五年後的日本的變化，我是很驚異的。可這一次在家鄉所見，其心情就不能用驚異二字所能概括。因為驚異之外還感到幸福，感到自豪，感到有信心。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又總有一種說不出的自責、自疚和慚愧。
山一樣的棉花，海一樣的新房，農民家中的電視機，村姑腳上的新皮靴，這些都使我興奮。但最使我動心的，是人的變化。有位同部隊的戰友，渡江戰役被打掉七根肋骨，回鄉後幾十年成了出名的“老大難”。他除去扛搶打兔子，什麼活兒也不幹。他說“幹一天活買不來倆雞蛋，幹個啥勁？”可是隊裏一分東西就去要，人家不給就吵：“老子的傷疤是狗咬的嗎？”弄得人人指脊梁骨；幾子都離他遠去，出外謀生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包了塊地種瓜，種葵花，兩年成二萬元戶，蓋了房，置了車，還養了大牲畜。除去交上合同規定的承包費，他還要多交幾百元，並且把買來的機器、農具、牲畜主動供大家使用。他說：“這些年窮得我沒臉沒皮，成了全村的累贅。現在我這個共產黨員要起點作用了，要為國家和鄉親們作點貢獻了。”我回村去探望，沒想到流落外地幾十年的弟媳帶著孩子到村頭接我。我當年罵他們沒有罵回家來，政策一改變，還沒到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他們就自動回來了。她說：“家裏有麵，有油。哥，回家給你炸饃饃吃。”我的另一個堂弟，前些年生活困難，對他媽照顧不好，他媽分出去單過，族人頗為側目。這次我到他家去，新蓋的屋內卻端坐著一位本族的叔叔。原來這叔叔今年已八十出頭，孤身一人，生了幾天病，堂弟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侍奉他。人們悄悄告訴我：“他娘死早了，要是趕上三中全會，趕上今天，這兒子說不定還是個孝子呢！以前是真窮啊！孩子太多……”我不讚成“衣服食足然後知禮義”的說法，在國外我見過衣食很足而不把父母當人的人。但若說窮限製了人們充分盡到應盡的某些義務，或許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山東這地方卻也是勤勞刻苦、古風極盛的禮義之地。經濟發展了，精神文明提高了，曆史形成的某些病變會除去，中華民族的許多傳統美德會在共產主義思想的照耀下獲得新的質變與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