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說什麼呢，活到百歲那是最起碼的，至少還有幾十年的時間，定然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現在孫兒已經專門用了大量的款項作為醫學方麵，主要就是在養生這塊，目前已經有了很好的成果，所以爺爺不用想那些。”
朱英當即說道。
朱元璋聽聞，哈哈大笑起來。
“咱今年已經到了古稀之年，活到百歲那還有三十年，大明今年已經建國三十年，大孫是想讓咱再當三十年的皇帝嗎。”
“等到那個時候，大孫都已經是過了天命之年了，這曆來王朝，豈有聽聞五十歲的太孫。”
朱英說道；“五十歲的太孫怎麼啦，這是多好的事情，我就想爺爺一直陪著我。”
“現在什麼事情都有爺爺頂著，我才不想去當什麼皇帝，做太孫自在多了，很多事情也要輕鬆簡單些，沒那麼麻煩。”
朱元璋無奈道：“自古以來，哪家的太子太孫不想著當皇帝，偏偏就出了你這麼個備懶的。”
朱英反駁道：“別人是別人，我是我，反正當太孫挺好的，真希望就這麼一直當下去。”
聽著這話，朱元璋苦笑的同時，也拿朱英沒有辦法。
他知道朱英說的這話可不是隻是給自己講好聽的，而是心裏頭真是這麼想的。
除了一些必要的接見，大孫甚至很是煩大臣無論什麼事情都要過來彙報，更多的心思是放在練兵跟民生之上，真正的做到了放權大臣。
想到這裏，朱元璋不由的囑咐兩句：“現在大孫放權倒是沒有出現什麼問題，但官員這麼多，難免會出現一些渾水摸魚，攪亂民生之輩，也不能都不放在心上。”
朱英聽話這話，便就順勢說道；“先前爺爺讓百姓告禦狀，我覺得挺好的，所以打算往這方麵發展一下。”
告禦狀被一些開明君主當作下情上達、建言立政的重要手段，且被視為一種防微杜漸、平息民怨的治國安邦之道。
但從各代王朝的政治實踐來看，就其整體而言，是反對和壓製進京告狀的，對這樣的行為經常表達出一種消極、規勸甚至是恐嚇的態度，對上訪百姓動輒處以“杖一百”或“充軍”的訓誡和懲罰。
唐太宗李世民時，上書言事者大多希望他親自處理，以防壅蔽。
對此，魏征的意見是：“此乃不識大體者，州縣之事豈要陛下親自審斷?”
對於大量的“擊登聞鼓”者，唐右金吾將軍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
顯然，，過多的“越訴”會侵犯“下官”的正常職權，打破國家權力運作的正常秩序、造成“上”(朝廷)與“下”(地方)關係紊亂。
而朱元璋是鼓勵告禦狀的，於《大誥》中甚至是號召百姓監督舉報官吏，允許百姓捉拿貪官汙吏，繞過上級行政直接押解到京城告禦狀。
《大誥》在頒布之後確實收到了一定效果，洪武朝的安定和諧與朱元璋嚴刑峻法，厲行反腐有直接關係。
隻是朱英知道，這樣極端的律法很難持久，不管是在朱元璋之前，還是一直延續到後世，如此律法再不曾實施過，僅僅洪武年間的曇花一現。
且對於治理地方來說，也是治標不治本。
圍繞告禦狀所形成的百姓、朝廷、地方三者關係，在某種意義上呈現出一種朝廷與底層民眾共同施壓於地方的格局。
朝廷與底層民眾在與地方官府違法亂紀、官僚主義、欺上瞞下的鬥爭中具有某種利益的一致性。
沒有哪個皇帝希望自己國家的官員都是貪官汙吏，但個人的精力並不能去探明。
在此過程中，朝廷為國家利益和社會正義代表的角色。
百姓與地方的矛盾，經由“進京”被帶到了京師，從而轉變為這些群體與朝廷的矛盾，以及朝廷與地方的權力博弈。
朝廷既需要通過上訪這種渠道監督和震懾地方官員、使之不敢肆無忌憚，也需要地方官員的擁護和支持，通過加強地方在處理上訪問題上的作用與功能，使之承擔更多的責任而減輕朝廷的壓力。
隻不過朱元璋現在給告禦狀的百姓的權力太大了，使得地方上的政權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
如果在一些事務上，官府不能讓百姓滿意，那麼就能通過‘告禦狀’來威脅甚至是敲打官府。
目前地方上一些官府來花錢了事，為自己的烏紗帽妥協百姓很是常見。
如此下去也影響到了政權通行。
所以朱英打算就這個方麵，進行改善。
不管是什麼權力，一旦失去了束縛，都會變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