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東京生活的時間，說長也不長，說短也不短，從小學六年級的春天到國中二年級的冬天，不足三年。
本來我家住在東京護國寺附近，但是因為家庭的原因搬家了——這樣說比較好聽，其實是爸爸在事業上出了問題。爸爸經營的公司破產後，全家人逃難般離開了原住宅，投靠住在愛鷹山附近的親戚，搬到了距離吉原大概一公裏的“文化住宅”。
“文化住宅”這個詞在東京鮮有耳聞，聽起來好像挺高級，說白了其實就是幾間連在一起的出租房。那是由三四座兩層小樓連成的一長串建築，相鄰兩戶人家的牆壁是共用的，薄得連鄰居打個噴嚏都能聽得一清二楚。
那個地區，一共矗立著三幢這樣的“文化住宅”。在口袋似的死胡同盡頭，幾幢房子都大門朝內，排列成門字型。
住在這裏的人熱情又爽朗，因為大家都同樣貧窮，自然沒必要相互攀比、故作姿態。
住在這一帶的孩子們，都像是兄弟姐妹一般，一天到晚混在一起。要是有人開始拍洋畫，就算不打招呼也能聚集起一大堆人，下雨天便一窩蜂湧到吉原前麵的商店街，在長長的拱形雨棚下跑來跑去。
在胡同最深處，住著一對名叫真鳴和椿的兄弟，姓氏是睦月。
真鳴比我大兩歲，長得虎背熊腰，十分健壯，頭發總是剃成短短的平頭，眼睛如同線一般細長。
弟弟椿則非常瘦弱，個頭矮小。雖然他隻比我小一歲，但怎麼看都像是小學生，他臉色蒼白，相比總是曬得黑黝黝的真鳴，簡直像是陪襯在炸過頭的可樂餅旁的生菜。
雖然我不清楚細節，不過椿的身體似乎有什麼嚴重缺陷，甚至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樣在外麵奔跑遊玩。出於這個原因，他沒有去學校上學、總在家裏閉門不出，恐怕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睡覺和起床吧。
事實上，搬到那條胡同後，差不多近兩年多的時間裏，我都沒有意識到椿的存在。雖然我很快就記住了十分惹人注目的真鳴，卻完全沒聽說過他有個弟弟。
真正讓我和椿結緣的，是今年冬天非常受歡迎的“鬼怪”形象。
無限列車越軌事件在報紙上刊登後，“鬼怪”作祟的說法就開始莫名其妙地傳開了。有人說，那輛火車的幸存乘客親眼目睹了鬼怪現身，長相猙獰的非人生物差點殺光一車人。
沒過多久，“鬼怪”係列的卡牌就開始在愛鷹山這一帶發售，像什麼“鬼鳥”“水猴”都是少年們念念不忘的怪談形象。我自然也不例外，深陷於這些異型生物們的魅力之中，不能自拔。
我是獨生子女，父母對我十分溺愛，凡是我想買的東西，隻要不是貴得離譜，他們基本上都會滿足我。所以我比附近任何一個孩子都擁有更多的玩具和書本。“鬼怪”的軟塑料人偶、“河童”的模型、怪獸圖鑒、帶故事的紙片……數量甚多。
二月中旬的某天，我難得在家，媽媽到商店街買東西去了，我在一樓的房間複習功課，有人敲了敲玄關的拉門。開門一看，是個女人，長長的頭發精確地從中間分開，在腦後挽成球形的發髻。她是真鳴的母親。
“不好意思，我有點事兒想求你。”真鳴的母親用語調奇怪的方言說，“我們家生病的那孩子，你知道嗎？比你小一點，他是真鳴的弟弟，叫椿，小學六年級。”
我回答說不知道，那位母親馬上露出略帶悲傷的表情。那時候，我的確是頭一次得知這個名字。
“我聽真鳴說，雪徹你有很多很多的書，對吧？能借看一下嗎？椿說他想看鬼怪，絕對不會弄髒半點，一定完好無損地還給你。”
我一點都不想答應。
就算對方保證一定還，對於狂熱愛好妖怪文化的我來說，還是無法忍受。
“要是雪徹還不放心，要不來我家玩吧？椿會很高興的。”麵對一直低頭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的我，女人溫柔地問道。
“那好吧。”我這麼回答。
比起把書借給別人，這個方法要好得多。聽到我這麼說，女人的臉上頓時有了神采。
真鳴他們住的房子不是三戶連在一起的類型，而是獨立且稍微大一些的一幢樓。一樓是製作帆布鞋的作坊，從早到晚都充斥著縫紉機的運轉聲和鞋眼打孔機的敲擊聲，窗戶總是關得緊緊的，讓房間裏的封閉感越發強烈。
我抱著幾本鬼怪圖鑒，頭一次走進這個家。一打開大門，迎麵就是工作間，空氣中飄著仿佛機油與橡膠混合在一起的獨特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