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葉政府同中國政府簽了一個核心內容為中、法分潤越南的的《李寶和約》——“越南南方治安，歸法國巡查；越南紅河以北，歸中國保護”，雲雲。
這個條約，被法國國內激進派痛詈為“喪權辱國”，茹費理乃借勢取法理葉而代之，成為法國新一屆政府總理，並拒絕批準條約；而《李寶和約》之“寶”——時任法國駐華公使寶海，黯然離職回國，並被《李寶和約》之“李”——李鴻章，半同情、半譏諷的稱為“法國崇厚”。
看，那個時候的法國，不但沒有大打出手的意思，甚至，不指望獨吞整個越南呢。
事實上，中國固然不願意同法國決裂，而法國——不論法理葉政府還是茹費理政府——也不願意同中國決裂。
早前一年，即一八八三年，法軍拿下山西，準備進攻北寧之時，明知北寧駐有相當數量的中國軍隊，卻在同中方的談判中，一再聲稱，越南境內，未發現任何中國軍隊；而中方則堅稱越南境內駐有中國軍隊，“誰攻擊駐有中國軍隊的城市，誰就應負衝突的責任。”
中方是想以此予法阻嚇，擋住法軍進一步攻略北圻的腳步；而法方則擔心，中、法兩國軍隊在北寧的直接衝突，可能導致中、法之間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因此，不管北寧一役中、法兩軍實際上會打成什麼樣子，開打之前，都一口咬定，北寧城裏木有中國軍隊。
中方的“堅稱”，當然嚇不住法國人，不過，法國人的表態，也足堪玩味了。
馬尾一役之後，法國依舊“堅稱”：中、法兩國並沒有“進入戰爭狀態”，“馬尾戰役僅僅是法國對之前的觀音橋事件的報複，並不意味著法國對中國宣戰。”
而這一回，中方的調子就高的多了。
八月二十六日，法艦隊還沒有駛出閩江口，還在忙著打前文提到的“通航戰”的時候，上諭明發，痛詈法國：
“專行詭計，反複無常，先啟兵端！若再曲於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用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下，俾曉然於法人有意廢約，釁自彼開！”
上諭明確要求，沿江督撫，整飭軍備，準備對法開戰。
這道上諭，雖然擲地有聲，不過，究其竟，還隻是一道內部的動員令，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宣戰詔書。
事實上，中法戰爭，隻是一場“事實上”的戰爭，在法理上，中方也好、法方也好，由始至終，都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
怪不得英國人將中法戰爭稱為“奇怪的戰爭”。
之所以出現這種看似奇怪的局麵，穿了，也不算稀奇——根本原因在於，中法雙方，都不希望打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中國作為弱勢的一方，戰爭規模過大、持續時間過長，將耗盡國力，斷送同治初年以來的寶貴的和平建設進程；法國雖貴為世界第二強國，可是，戰場距離本土太遠，戰爭的單位成本過高，戰爭規模過大、持續時間過長，一樣會精疲力竭，國運因之而生頓挫，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因此，中國隻能抱定一個“釁不由我開”、但法國若“先啟兵端”、便不再“曲於含容”的宗旨，也就是——“防守反擊”。
這個“反擊”，是“有限反擊”，不是“追窮寇”的那種反擊。
法國人打的，則是一個花氣力、賺大便宜的算盤。
可是，正如李鴻章之所言，“今日之中國，已非鹹豐季年之中國”，法國人花錢、辦大事的盤算，怎麼打都打不響。
法軍在戰場上的局部勝利，怎麼也轉化不成茹費理心心念念的巨額賠款，打來打去，最後，打出一個鎮南關大敗，緊接著，將諒山也打丟了。
不過，這個算盤，打的響也好、打不響也好，那是就整體戰局而言的，若局限於馬尾一隅，船政艦隊和張佩綸的悲劇卻是注定了的：
敵我實力懸殊，我方既不能阻止法艦進入閩江，又被“釁不由我開”綁住了手腳，不能先發製人，坐失唯一勝機，這種情形下，就算換一個能力倍於張某的人來“會辦福建海疆事宜”，也沒有避免失敗的可能，更何況，張佩綸的能力又非常之可議呢？
或雲：法艦進入閩江的時候，不能阻止，無可奈何，那麼，法艦出閩江的時候呢？
此時，“釁自彼開”，條約和公法的羈絆，都已不存在了，“層層相連、環環相扣”的險，該發揮作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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