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是“再也想不到”。
別的不，基督教——主教也好，新教也好，東正教也好，都是禁止自殺的，而主教尤其嚴厲，而莊湯尼還是神職人員——
莊某自殺，不但“知法犯法”，而且“執法犯法”。
人既為上帝所造，其生命的所有權——就是上帝的，不是你自個兒的，自殺，乃是對上主的權力的嚴重侵犯。
另外，在教義中，人世的苦難，被當做上帝對你的曆練和考驗，因為不堪忍受而自行棄世，你就是對上主失去信心，等同“背信”，甚至“棄教”。
早年的時候，主教對待自殺者是異常嚴厲的，其罪甚至過於殺人。
在法國，自殺者——不管死成沒死成——都要被斬首，屍體不能埋入正經墓地，而要埋在十字路口——象征釘上十字架，供千人踩、萬人踏，以為贖罪。
英國因為“別立一宗”，客氣一些——不斬首，而是判處自殺者“繯首”，即絞刑。
當然，現在“文明”了，不這麼幹了，不過，教會對待自殺者的態度依舊嚴厲——自殺者不能進堂，不能被主拯救，要身負罪孽，在某處等待審判降臨。
沒人給你辦彌撒，不能入葬教會墓地，就更不必了。
以上是普通教徒的待遇，莊湯尼既然“執法犯法”，自然罪加一等。
這——
他會自殺？
阿禮國第一個反應：不是“被自殺”吧？
然而，確實是自殺，不是“被自殺”。
得到關卓凡的首肯之後，第二一大早，軍調處即再次來到“南堂”——這一次，不止於陳亦誠、馬丁內茲兩個處長了，前呼後擁的來了一大班人馬。
不過，暫時未去再次“打攪”莊湯尼，表麵上，將調查的重點，放在了阿曆桑德羅神父生前的“人際關係”上。
軍調處的邏輯是這樣的：
關於凶手犯案的動機，暫時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除了凶手自行宣稱的、外務部照會中提及的兩種之外，也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凶手同受害者存在私人恩怨，出於泄憤或者其他的什麼目的，必欲置致受害者於死地。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凶手的目標，當然不會是那個啞巴雜役；也應該不是文通譯——至少，文通譯不會是第一目標。
文某在北京是有家的，並不住在“南堂”裏，隻殺他一個的話，在外頭動手就好了，根本沒有如此大費周章的必要。
因此，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凶手的目標——或者，第一目標——就隻能是阿曆桑德羅神父了。
不比莊司鐸，阿副司鐸隻負責“南堂”內部事務，極少外出，因此，凶手要殺他，隻能在“南堂”裏動手。
因此，凶犯才以“捐獻”為餌，大費周章的大半夜誑進“南堂”來，並要求司鐸之外，副司鐸也要在場。
“扶清滅洋，殺盡洋夷”雲雲，隻是一個“障眼法”，用以迷惑辦案人員，誤導調查的方向。
文通譯，可能是凶犯的同夥，被凶犯殺人滅口；也可能上當受騙，真以為凶犯要捐獻巨款。
至於王雜役，就純屬遭受池魚之災了。
阿曆桑德羅神父既然隻負責“南堂”內部事務，同外界甚少關聯，那麼，就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
此案的主犯，亦存身“南堂”內部，甚至，就是阿曆桑德羅神父的某位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