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目下的中國，已不比原時空，掌握壓倒性武力的，是關卓凡和趙景賢的這一邊兒。
問題是——
趙景賢不曉得，曾國藩也不曉得，關卓凡卻是曉得的，原時空，有一個“刺馬案”在那裏擺著。
留意一下時間線：
原時空，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湘軍克複江寧；同治七年，即一八六八年，馬新貽履新兩江總督；未足兩年，同治九年，即一八七零年，馬新貽遇刺。
本時空，由於關卓凡的介入，同治二年，即一八六三年，湘軍克複江寧，較原時空，提前了整整一年；洪緒元年，即一八六八年，趙景賢將赴江寧本任，距江寧克複，將近五年，這個時間點，相當於原時空的同治八年，即一八六九年——正是馬新貽和湘軍集團的矛盾日趨白熱化的時候。
馬新貽對付不法的散兵遊勇，就是“抓住了，該枷的枷，該杖的杖，該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然而，他得到的，是透胸一刀；而且，含恨長逝之後，刺馬的幕後主使，逍遙法外，並永遠淹沒在曆史的迷霧之中。
有人認為，“刺馬案”的幕後主使，就是曾國藩本人，關卓凡以為，以曾國藩的為人和彼時持盈保泰的心氣，再如何對朝廷和馬新貽本人不滿，也絕不至於出此下策的。
但是，“刺馬案”一定是有幕後主使的；這個幕後主使，一定是湘軍集團的重要人物——這兩點，卻概無異議。
凶手張文祥，刺馬之前，同馬新貽既沒有任何交集，便不存在任何私怨，因此，一定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是他自己漏嘴的話——就是，一定是受人指使的。
除此之外，張文祥的供詞，來來去去，不過一句“我為下除掉了一個通回亂的叛逆”。
這自然是厚誣。
馬新貽雖然是回教徒，卻是自明初以來的山東土著，且十幾代下來，進學、出仕，早就百分百漢化了；而且，他是“老教”，同馬化龍、白彥虎之流的“新教”，真正是水火不容，怎麼可能“通回亂”？
至於坊間關於馬新貽奸占義弟曹二虎之妻、並殺曹二虎滅口的傳，更是子虛烏有，那根本是有人特意造作了出來，既為混淆視聽，幹擾辦案，又為積毀銷骨，敗壞馬新貽的清譽——既殺人、又誅心，用心極深、極險、極惡！
可歎的是，非但時人不辨是非，後人亦津津為之樂道，甚至添油加醋，反複敷衍，還拍成了電影——拍一部不過癮，過些年，再拍一部！
馬新貽為官清廉而有擔當，不但整肅法紀，不惜其身；在改革漕運、減定浮收、整修水利上麵，也很有作為，這樣一個好官，不但沉冤難雪，還落得一個任人汙蔑的下場，真正叫黑白顛倒！
“刺馬案”叫關卓凡有很深的感慨：我們並不是沒有達致曆史真實的能力，但是，如何才能夠將曆史的真實呈現在大眾麵前，大眾又如何才能夠被服接受這份曆史的真實，卻真是叫人無奈。
大多數的人，回顧曆史之時，看到的，永遠隻是他自己想看到的，不想看到的，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曆史的真實，永遠不是大眾真正關心的東西。而當政者，也未必樂見大眾看見曆史的真實、關心曆史的真實。
扯遠了。
本時空，馬新貽已經從浙江巡撫的任上，調任陝西巡撫了，“刺馬案”是不會生的了，即將坐上原時空馬新貽坐的那座火山口的，是趙景賢，那麼，在本時空，會不會出來一個“刺趙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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