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驛郵所的客戶也包括洋人。法國人皮埃爾辦的“客郵”，交寄量已經大減，這位江蘇驛郵所的前顧問，正在和楊仕全商量，看看兩家的線路能不能夠合並到一起，其實就是希望江蘇驛郵所“收購”他的“客郵”。
看在皮埃爾做過江蘇驛郵所的顧問的份上，不好教會學生餓死老師，趙景賢請過關卓凡的示後，對楊仕全，價格合理的話，可以談一談的。
接下來是“財經口”了。
新鑄的“蘇洋”一麵世，便在市麵上迅速流通開來。
人們對這種精致、閃亮、“料足”的銀元愛不釋手。開始的時候，頗有人想囤積居奇的。劉郇膏的臬司衙門盯得很緊，狠抓了幾個典型，以儆效尤。待“蘇洋”源源不絕地上市，流通便完全正常了。
“蘇洋”很快便“走出江蘇”，北至北京，南至廣州，都能見到“蘇洋”的身影。
開始的時候，刨去鑄造成本和發行“蘇洋”的銀行、錢莊的傭金，估計有六、七厘的升水。但實際上，蘇洋的價格折成銀價一路走高，一年下來，升水已接近一成。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到底還是“供不應求”四字。
老百姓是第一次見到這麼高質量的本國貨幣，“蘇洋”的受歡迎的程度迅速超過了銀塊和銅錢。作為一種“地方貨幣”，“蘇洋”卻事實上開始流通於全國，相對於整個中國的龐大的市場需求，“蘇洋”的供應量自然是不足的。
這種局麵，短期內是不會有實質性的變化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蘇洋的身價還會愈走愈高。
“鑄幣稅”真是一樣美妙的東西。
楊坊的上海關，月入關銀已經過了百萬，且還在不斷增長中，而一年前這個數字還是五十萬；來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關銀，篤定超過一千五百萬兩。
這個數字，非常驚人。有清一代，之前國家歲入的最高峰出現在乾隆朝，大約四千五百萬兩。則單是上海關一處的收入，便等同於整個國賦的三分之一了！
上海關年過千萬是意料中事，但沒想到來的這麼快。
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江蘇、上海的長毛平得最早，因此恢複得也就最快。中國社會經濟特有的“大亂之後強力反彈”的“功能”，在蘇、滬一帶表現得淋漓盡致。
第二個，原時空上海在這個時代的曆史位置和發展走向，本時空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龍頭，對內、對外，都成為一塊巨大的“吸金磁鐵”，資金、人才源源流入。
第三個，關卓凡的推動，大大加速了這一格局的形成。
做生意的人是最敏感的，“工業園”、“自貿區”雖然還未正式推行，但上高昌、下高昌大興土木是瞞不了人的。這兩塊地意味這什麼，先覺者無不心潮澎湃。自然就有許多人提前入滬，“預留地步”。
軒軍美國查塔努加大捷傳回國內，上海一直處於“上升通道”中的“投資曲線”倏然拔高。之後，隨著亞特蘭大大捷、薩凡納大捷，這條曲線一次又一次“＂ｇａｏ ｃｈａｏ＂”。南逆“無條件投降”後，進入上海的資金有了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江蘇的情況仿佛，隻是程度略遜上海罷了。
用原時空的一句話來，就是上海已經成為了“最佳投資目的地”。
“蘇洋”的發行，金融環境的改善，也加速了這個進程。
政治的清明，包括廉政專員的設立，亦與之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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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下午要出去辦點私事，很晚才能回來，今隻有中午的一更，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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