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牧區幹過10多年的礦長，算是半個草原人了。草原上的大事小情，和牧民打交道，簡直就是豆腐掉進草木灰裏，誰也抖落不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對門鄰居小張幹上了副礦長沒半年，讓礦石打傷了腿在家休養。我退休了，相同的象棋愛好，常來找我下棋，漸漸成了無話不說的棋友。
也許是相同的礦山經曆，說話很投機。上世紀80年代以後的那些事，就像一把大黃豆，攥得越緊掉落的越多。草原和身體一樣不能透支，透了支花費10倍的努力也補不回來。沒錢的時候，豁出體力去掙錢，賺到了錢，身體垮了，再拿錢去治病，人躺在病床上，再多的錢也不能把人拉起來。草原毀壞了，和臉上劃了一道疤沒啥兩樣，用疤痕藥也修複不好。
巴圖大哥和我姐姐是兒女親家，沒少幫倒忙攪合礦山的事，一根筋認死理。現在回過頭來看，他的做法是對的。初到草原報到的那些天，我心想巴圖大哥會看在我姐姐的份子上，工作上的事遇到麻煩，他會出麵協調的。說到了“佛麵”，我拋出了姐姐這張“王牌”，我把姐姐去草原的原因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不排除讓巴圖進一步同情姐姐，增加我在他心中的重量。小張摸著棋子有些迷茫地問：“你姐姐啥時去的草原？”
一切的安排都是對的這句話，放在我和姐姐身上是再合適不過的。姐姐去草原“插隊”，就不能不提我舅舅了。說起來話就更長了：我的叔輩舅舅家有兩個男孩兒，舅媽想閨女想瘋了，舅舅和舅媽想生又不敢生，就怕再生出一個“帶把的”來。舅媽鼓動舅舅把姐姐過繼給了當閨女，能在城市裏享清福。當時我和哥哥真羨慕姐姐，一夜間由鄉下人變成了城市人。姐姐到城市生活不到2年，便響應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離開了那座剛剛熟悉了的城市，去了草原。爸爸媽媽對舅舅和舅媽的做法非常不滿意，姐姐去的那年，兩家就斷了親，互不走動。我捏著棋子說：“姐姐是一顆棋子，說算不了自己。其實也不能怪罪舅舅和舅媽，誰叫姐姐不是他們親生的呢？”
用現在的眼光回過頭能跳出了當時那個圈兒。回想起30多年前的那些事，不能說阿來夫和巴雅爾他們做錯了，也不能說俄日敦達來和額日敦巴日做對了，有時自己都跟自己打架。礦石壓在草原下麵，那是國家的資源，既然地質隊花費了那麼多年找到了，就要把它挖出來。挖出來要占用草原，牧民就獅子大開口，喊出了比指導價高出好多的價，礦山夾在中間很為難。高出了指導價付錢給牧民，得罪了當地政府，這不是變相打旗長的臉嗎？按指導價走，牧民堵上門來找。俄日敦達來說的話很有道理：發展礦業確實在一定時間內破壞草原，但從地方的角度說，對經濟的幫助是很大的，財政的錢袋子鼓起來了。牧區有了常電，砂石路也換成了柏油路。進來了大量人員，礦區和旗裏通了班車，牧民去旗裏也方便了。人流量大了，和水一樣到處流，蘇木的商店飯店旅館都有了進錢的機會，等等的好事很多。再說回來，礦山開發也沒白用牧民的草場，草場是國家的，按程序走了流程，是擺在麵上的明事。可牧民沒這麼想，總覺得補償價低了，手背手心都是肉，嘎查和蘇木總向著礦山，自己吃了虧。牧民的胡攪蠻纏，就是多要幾個錢而已，礦山夾在中間很難受，高出指導價得罪政府，擾亂了正常的價格，牽一發而動全身，會成為全旗的“靶子”。急於開工幹活，想多給點錢也不敢。按正常的補償價格，等上幾個月也簽不了協議，牧民死活不簽字。他們不說不簽字，說是不會寫漢字，要慢慢學著寫，學會了再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