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三。
散朝後。
武英殿。
朱高煦端坐在禦桌之後，內閣顧問方孝孺、禮部尚書於彥昭、通政使權謹三人分坐兩邊。
“此次朕召見諸卿，是有一件事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朱高煦開門見山道：“自漢置八儀，百官上奏機密要事，為防泄漏，以皂囊封緘呈進, 稱‘封事’，也稱‘封章’。諸卿應該知道前漢為何定下‘上封事’之製吧？”
方孝孺、於彥昭、權謹都是飽讀詩書的儒家名士，當然知道“封事”的來曆。
漢武帝時，大臣張湯將他準備上奏的有關經濟決策的奏疏透露給商賈田信等人所知，結果引起武帝的懷疑：“吾所為，賈人輒知之, 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因此事張湯受到追究，落得個被迫自殺的下場。
漢武帝鑒於此, 便規定以後上奏機密政事，必須用黑色的袋子封起來上奏。
後來漢宣帝繼位，為突破朝中權臣對宮外信息的壟斷封鎖，確保奏疏上呈的渠道暢通，實現密劾權貴宦戚專政、秘密議政指陳得失等目的，實施了“上封事製”。
“陛下是想效法此製？”
方孝孺恭聲問道。
朱高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先說起了一件舊事。
“永樂十一年，禦史陳瑛讓手下小吏替他寫奏本，可這個小吏私下抄錄奏本草稿，賣給了坊間小報外傳，導致其所奏之事路人皆知，毫無秘密可言。因所奏之事涉及皇家，陳瑛犯下大不敬之罪，論罪當死，好在父皇仁慈, 饒了陳瑛一命, 貶其為庶民。”
朱高煦說完這件舊事，話鋒一轉道：“自那以後, 眾臣上疏，皆親自下筆，並嚴禁幕僚外傳，但仍有一些官員的奏疏會弄的路人皆知。因此，朕決定施行封事密奏之製。”
“密奏與尋常奏本、題本不同，依朕之意，無論公私，凡涉及機密、不便公開內容都用密奏。密奏必須由官員親筆撰寫，用詞和書寫都可以隨意，不講公文格式，寫好以後密封送出。朕親自批複密奏，不讓他人代勞。”
於彥昭直接表態道：“唐宋之時，若臣僚所呈機密，亦上封事。洪武、永樂兩朝，常有大臣所奏之事遭到泄露，故臣讚同陛下之議，嚴禁公開未經奏批的臣僚章奏, 防止朝廷的決策被提前外泄。”
“陛下，若是機要之事, 采用封奏製並無不可。”
方孝孺提出了屬於他的獨特見解，恭聲道：“但若臣子們所議之事，乃光明正大之事，不應當秘而不宣。”
“除了京官外，各地官員的奏本和題本皆由驛站傳遞，邊遠地方傳到京城有的長達一兩個月，入京城再後由通政使司轉遞。這樣一來一往，少則數月，多則半年過去了，而起初奏疏中所奏情形，恐怕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
朱高煦侃侃而言道：“而且，途中奏本與題本內容被泄露的可能太大，甚至存在被人篡改的可能。如此，則真實的下情不能上達，朕將不知民間百姓疾苦，以及地方官員治理的具體情形。”
“若在公開的公文報送之外，準許各地官員用密封私信之形式，將奏疏密封起來，派人直接送達京師，並在宮門遞進呈至禦前，不由衙門轉呈。各官員所言若是，朕擇而用之，所言若非，則朕心既明，也可手書訓諭。”
“萬裏之外，有如睹麵。此外，地方官員存心之善惡誠偽，朕也能一覽無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