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史郎戰地日記》此書在出版六年後，被日本右翼勢力將此書作者、編輯、出版書店告上法庭，稱其中關於大屠殺的情節純屬捏造歪曲。三年後日本法院判東史郎敗訴，賠償書中製造暴行的日本兵五十萬日元，該書也在日本被封禁。）
“哦，”聽王梓鈞一解釋，托馬斯來了興趣，將日記部分跳著讀了一部分，突然問道，“王先生，你說我以一個日本士兵作為本書主角怎麼樣？”
王梓鈞皺眉道：“就像《辛德勒的方舟》中那位品質高尚的德國人一樣？”
“不，”托馬斯搖頭道，“這本書裏，主角不是個救贖者，而是一個善心未泯的屠殺者。我不想僅僅寫一個關於屠殺的故事，我想屠殺隻是這戰爭的一部分，我們要去追溯這場戰爭的本源，還它以真麵目。我的想法是，以一個客觀的角度，卻記錄與審視一位日本老兵的一生……”
“有點意思。”王梓鈞笑道，他腦海中已經浮現出一些電影鏡頭畫麵：一個老人常常在噩夢中醒來，這噩夢已經糾纏了他四十多年。終於，他從床底翻出一本破舊的日記本，拄著拐杖懷揣著日記走向出版社，想要向世人公開自己在戰場上的所見所聞，以此來平複自己內心的悔責與煎熬。
老人聯係了好幾個出版社，但對方不是因為商業原因就是因為民族情緒而拒絕為他出版日記。夕陽下，老人坐在石階上，懷裏抱著日記本陷入了回憶中……
接著是戰前的日本，還是個小孩子的老人有著溫馨的家庭，有著暗戀的姑娘……一個善良的學生在天皇的感召下，踏上了血火的戰場，一步步淪為殺人的惡魔……
電影始終是給人看的，簡單的堆砌鏡頭羅列事實，並不能起到好的效果。拍一部南.京大屠殺，隻簡單的再現屠殺場景，或許對華人來說很有吸引力，但對西方觀眾來說，可就不怎麼喜歡看了，而至於日本人，則會想當然地對此題材反感。
作為一個導演，王梓鈞的目的不是想用一部電影來扇日本人的臉，也不是想要用電影來大罵他們一通。而是想引起他們的反思，以一個日本人為主角，或許日本人看了之後表情會很精彩吧。
托馬斯.基尼利搓著他的胡子道：“看來我應該先去日本一趟。”
王梓鈞笑道：“期待你的大作。”
談完了正事，托馬斯.基尼利問道：“聽說你跟斯皮爾伯格關係不錯，《辛德勒的方舟》他是不是找過你？”
王梓鈞笑問：“你怎麼知道？”
托馬斯.基尼利道：“他最先是讓我來改編劇本，當時我們在一起談過，他對拍攝此片一直不自信。當時他就提起過你，後來他找了好多個導演，你也應該不例外。”
王梓鈞道：“他會自己拍的，去年我在北.京見過他。”
“北.京嗎？哦，你一提起這個地方，我就想起了恐怖的自行車潮。”托馬斯.基尼利誇張地說。
王梓鈞問：“你去過中國大陸？”
托馬斯.基尼利道：“七年前去過，我還登上過長城，那真是個偉大的奇觀。”
王梓鈞道：“三年後我會把這部電影的首映地放在中國南.京，希望到時候你可以參”
“會的。”托馬斯.基尼利點頭說，“我一直期待能夠再去那個國家一趟。”
托馬斯收起大屠殺的各種資料，開始跟王梓鈞聊起和曆史來。
這位澳大利亞國寶級作家對曆史非常感興趣，其感興趣的程度近乎癡迷。究其原因，乃是因為他祖上來自歐洲，他老爸也是二戰時遠征北非的士兵。而他自己卻出生在澳大利亞的鄉下地方，澳大利亞毫無曆史可言，這讓他一頭紮進了歐洲曆史當中，隔著遠洋懷念祖輩的生活，暢想歐洲古代的一切。
而這種對曆史的愛好，在長大後擴展到世界所有國家的曆史。
托馬斯說：“中國的曆史久遠令人驚歎。我實在好奇，中國的史學家居然能記住那麼多的王朝和統治者、大臣、名人的名字，光是記住這些，就是個浩大的工程。”
“哦，基尼利先生你對中國曆史也有研究？”王梓鈞道。
托馬斯搖頭說：“不，我隻知道一些關於中國唐和清的曆史。嗯，對，還有宋和蒙元，七年前我本打算去四.川的上帝折鞭處釣魚城看看，結果因為有其他事未能成行。”
王梓鈞笑道：“以後有的是機會，下次我請你去參觀。”！！！